新书 | 刀与木的召唤：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艺术媒介与传播（1929-1937））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新兴版画艺术，通过梳理早期版画的艺术媒介探索、全国展览与艺术传播形式、流行图像形式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影响等，还原了新型版画运动早期的发展概貌。

书籍目录

绪论　媒介与传播视野中的新兴版画早期发展史

第一章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艺术媒介探索

第一节　制版材料的媒介探索

第二节　版画技法文献的写作

第二章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全国展览与艺术传播

第一节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人员的联合、协作与分歧

第二节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叙事框架之起源、展现与影响

第三节　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国防木刻”到民间

第三章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流行图像模式

第一节　“拼合图像”与视觉媒介互仿

第二节　版画“标语画”与现代“声音转向”

第四章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世界艺术资源及其影响

第一节　英国与法国：细腻的木口木刻之复兴

第二节　德国：粗放的表现主义木刻

第三节　苏联：木口木刻插图与文艺理论

第四节　日本：革命的艺术与创作版画的技术

第五节　美洲：普罗艺术

结论　作为社会构建媒介的新兴版画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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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出版/88.00元

ISBN 978-7-5201-9974-2

作者：艾姝，2014年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至2020年6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2020年8月进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美术、博物馆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等学术期刊。

1929年，距离新文化运动之肇始已十年有余，作为该运动的老将，鲁迅仍坚守着启蒙的信念。他已熟悉出版业务，但感到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对这一领域的钳制。一年多之前，鲁迅刚移居到全国出版业中心——上海。在这个书店林立、出版工业勃兴的国际大埠，他在书籍插图的不同类型中，注意到有巨大潜力的图像媒介，即现代木刻版画。他试着通过翻译工作来了解这种媒介跨越时空与文化的流传及异变的历史，并开始以选编图册和举办展览的方式将它介绍、分享给其他人。鲁迅逐渐认识到，这是一种具有传播功能的艺术媒介，是有力的大众宣传工具，因而鼓励艺术青年刻印木刻版画。

很快，研习美术的学生们受到鲁迅的启发，被刻刀与木版吸引，开始模仿外国作品，制作木刻版画。由于极少有现代木刻技法的资料，青年们各自行动起来。沪杭的青年们离鲁迅较近，则有机会参加他于1931年举办的木刻讲习会，也能够找到些关于技法的外文资料。广州的青年们也幸运地身处现代化程度相对高、易于获得信息的大城市，搜集到一些相关的日文书刊。但在小城市或信息相对闭塞区域的好奇者，只能猜测木刻版画的制作方式。无论身在何处，青年们仅靠阅读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实际的木刻版画的刻制实践。在杭州的胡一川，在开封的刘岘，在北平的王青芳，开始用刻石头的篆刻刀作为木刻版画的工具；在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的刘仑则试着用石头作版画材料。在青年们眼中，木刻是技术“神秘”的、有待深入探索的艺术媒介。

新兴木刻虽在沪杭燃起了火种，却很快被官方扑灭。上海的木刻青年们频繁参与游行、集会，被政府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者。种种不利条件致使木刻作者辗转他处，但他们始终不忘鲁迅的教诲，难弃刀与木的召唤。如此，新兴木刻的潮流及相关技术被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国民政府势力相对薄弱的故都北平，新兴版画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最终以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筹办，形成该画种及其运动的逆袭之势。1936年在广州首展的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又进一步促成了木刻版画在更大范围的流行。其间，民族救亡的紧迫性凸显，如何利用更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覆盖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并触及更广大的民众，如何通过现代通信媒介以建立全国木刻人员网络，成为木刻展览的重要任务。

版画媒介的自身魅力及其在特殊时期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呼唤着青年们拿起刻刀，正如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海报画芯的木刻版画《为了生活》（本书封面用图）所刻画的那样：灯光下，青年正执刀向木；而黑暗处，一幕幕时代的悲剧如幽灵一般浮现，人们背井离乡，无家可归，惨死街头……作者杨澹生（又名杨湜）巧妙地将其处理为一幅特别的“元木刻”，也就是说，它描述了艺术媒介与木刻创作者本身，指示出从所见、所思到所刻的创作全过程，也交代了木刻版画勃兴的时代氛围，是关于木刻版画的木刻图像。这个作品正是笔者关注新兴版画的“媒介与传播”的起点。那么，从“媒介与传播”视角来梳理新兴版画运动早期发展史（1929～1937），我们就会发现四个重要现象：一是创作者们探索了不同刻制材料与技术，有不同形式的媒介试验；二是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和1936年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人员的联络组织、传播媒介的利用、图像宣传效能的提升及观念的传播等方面有所贡献；三是新兴版画从世界各国之艺术中吸收养分，受益于艺术信息的跨国传播；四是早期新兴版画图像，受到服务于启蒙与救亡的宣传目的之影响，其风格和题材往往高度类型化、模式化、规律化。这些现象乃是本书研究之重点。

杨澹生《为了生活》，1933年

1927～1937年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其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动，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加之，阶级斗争与国共角力等国内矛盾加剧；中日战争、共产国际文化跨越民族国家输出，深刻影响国际形势。在此社会背景下，文化主体的整体下移与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构成共生关系，这在新兴版画运动中尤为明显。版画之传播对象是大众，而非绘画、雕塑等艺术媒介所面对的社会上层人群；其最初的创作者，也多为出身贫寒的穷学生；版画传播的主要媒介是面向大众的报刊出版物和展览，也有直接将木刻版画作为传单、海报的情况。新兴版画成为启蒙、组织、动员民众，并调用其他传播媒介的宣传工具，其运动目标则是动员并汇集社会下层力量以对抗压迫统治与侵略。

若将时间范围缩短到1934年到1936年，则可见不同领域的“历史巧合”。即将完成一项创举而不自知的红军正经历着长征（1934～1936）的历史性考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两次展览（1934年和1935年）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气息，新兴木刻版画的全国展览（1935年）之举办扭转着这一新艺术媒介的发展颓势。它们代表着新势力的崛起，即边缘力量挑战中心的趋势，及中国社会现代政治、文化、艺术的新机。

摘自本书绪论

来源：鸣沙 公众号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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