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方兴东 等
编者按
随着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全面到来，中国和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进入新一轮变革的历史转折点，新媒体研究也处于全新的范式转变之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和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祥铭、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陆舒怡、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奔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2期刊文，对2022年中国的新媒体研究进行综述，发现一方面，旧有技术和模式开始走下神坛，以国内外平台反垄断和科技股大跌为标志；另一方面，新媒体也走向新的神坛，以加密货币、Web3.0和元宇宙为代表。这使得长期滞后于实践的学术界面临进一步玄幻化的陷阱。从新媒体基础理论、元宇宙迷思、智能传播的理论突破、热闹纷繁的短视频、盛极而衰的社交传播，到跌宕起伏的平台治理、权力再平衡下的数字劳动等议题，2022年中国新媒体研究可谓乱花迷眼。互联网商业化30年来，新媒体深入全社会、全领域，新媒体概念已经不新，但是新媒体基础理论未能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智能传播的新图景来临，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的主导性方向。新旧再次迭代下的新媒体需要新的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全面审视中国新媒体研究的现状，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中国新媒体研究新态势
由于统领性基础理论的缺失，新媒体学术共同体至今依然缺乏共同理论和共同话语。2022年在技术的智能浪潮、社会的数字化变革和地缘政治的冲击下，新媒体研究依旧繁荣，但基本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革。
迄今为止，“新媒体”是新闻传播学领域为数不多真正跨学科、全领域的术语之一，也是互联网时代极个别真正走向社会化、大众化的术语之一。根据知网检索（2023年1月16日），“新媒体”主题在总库中有258031条结果，与“传播”（856763条）、“媒体”（767232条）、“新闻”（739538条）、“互联网”（573356条）、“电视”（504220条）等核心概念数量相当，超越了学科边界。相比之下，“媒体融合”（42769条）、“大众传播”（12904条）、“社交媒体”（29390条）等有着数量级的差异，基本还局限在学科领域内。
“新媒体”的概念浮现于20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互联网商业化的90年代，并持续了20年的快速增长势头。知网数据显示，“新媒体”主题相关结果于2019年达到最高值，为3.25万条，然后开始缓慢下滑，2020年为2.93万条，2021年为2.47万条，2022年为1.9万条，持续性的下降似乎成为基本的长期态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媒体已经衰落，而是说明新媒体开始全面融合社会和生活，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背景和基本特性。而且，作为一个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词汇，“新媒体”的确已经不“新”，诸多新涌现的新媒体技术、形态和应用，都不再以“新媒体”来命名，而被称为社交媒体、自媒体、智能媒体、媒体融合、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等，“新媒体”概念不断弥散、泛化和消解。不过，新媒体本身却是更深入社会，更深刻地驱动变革，更加主导着时代的进程。
尤其是，如今算法、算力和数据等三大要素协同爆发，在这种趋势下，以数据为核心要素驱动的智能传播，正策动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也就是说，当今新媒体并没有走向成熟、走向稳定，而是面临一场新的颠覆性革命。而迄今为止，新媒体的基础理论体系依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旧的未立，新的已来，新媒体研究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性时刻。
二、基础理论篇：
寻找新媒体的底层操作系统和共同语言
如今，新媒体研究正不断落入“泛媒介化”的陷阱，呈现碎片化趋势。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流变的概念，这也对当前新媒体研究中关键概念的再脉络化提出新的要求。互动性、能动性、瞬时性与集体行动等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对构成媒介理论的基本问题也需要重新反思。然而，新媒体研究仍然存在理论的底层操作系统和共同语言之困。
2022年伊始，通过对媒介与历史关系的反思，黄旦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必然会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史即人类史，媒介实质上“是指向并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依赖媒介的建构性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也正是如此，媒介可以让研究者们感知到人的生存及其意义， 甚至引发对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之思考。而在处理人与技术关系的问题时，他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对麦克卢汉的“再延伸”，这种延伸实质上是对新环境的“回声”，而创造这种新环境的正是媒介。
如果说黄旦思考的是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更本质的问题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那么杜骏飞思考的则是新媒体环境变迁对社会交往方式的重塑。从作为对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中交往关系嬗变回应的“数字交往论”，到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与完善，顺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未来社会将很大程度上基于混合现实（MR），其所形成的数字生态会“不断地强化、模拟、替代社会生活”，直接后果便是“媒介转向人”。更通俗地说，即“媒介成为人，而人成为信息的一部分”。
这种共同演化在吴飞那里被称作“数字共通”。他从疫情期间网络舆论“众声喧哗”的形貌出发，指出网络空间的信息表达和多元表达与观点的撕裂是共存的，新技术对人的影响也因此愈发复杂。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观点的协商变得尤为重要，即“共显”与“共现”的问题——先亮出各方观点再试图去说服其他方，这种试图说服的过程即为协商。而无论是“数字交往论”还是“数字共通体”，似乎都在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方兴东则致力于构建一个新时代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深度融合、多种传播机制叠加与联动的新型数字传播理论的认识框架，为整个传播学的范式转变提供启示。他认为，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人类传播范式已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而数字传播理论也在智能传播、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抑或是数据治理、平台治理等领域有较为充分的解释能力。
三、媒介化视角：
记忆、接触及危机，联接理论和现实
随着媒介环境的快速更迭，媒介发展史，特别是处于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交叉领域的媒介记忆，持续受到关注。国际上的媒介记忆主要聚焦于网络纪念空间对于公共灾难的记忆构建、媒介与记忆之间竞争共生的权力纽带、记忆与身份的复杂关系、媒介记忆的视觉与空间表达等研究议题。媒介记忆权与被遗忘权、异质个体的观照、记忆创伤与媒介治疗可能成为未来新的研究进路。区别于大众传媒对媒介记忆的掌控，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则为公众提供了新的集体记忆空间，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书写、存储与读取社会记忆。媒介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往往给人们带来一种物的“不可见”（无处不在）感知。
吴世文通过将手机“陌生化”的方式，阐释手机记忆的不同场景，从记忆角度扩展了人与媒介关系以及对媒介记忆的理解，并尝试构建一种理论想象。媒介产品在现实中的全面淘汰有时远远滞后于其技术上的落伍。基于对一个已关停的博客平台的“前用户”群体的考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以往新旧媒介交替对人类交往产生何种影响的宏大叙事，用户记忆中的情感挖掘与呈现，更能细致地把握人类与媒介之间的关联。
媒介接触正呈现隐蔽化、复杂化和纵深化特征。一方面，媒介接触显著影响着网民的意见分歧，在不同议题上，不同形态媒介接触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差异。人口变量对网民意见分歧亦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它能够激发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促进集体行动的开展，对公众的政治认同以及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在媒介智能化转型中，智能技术正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内嵌于媒介，并对人们生存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导致虚假自由和精神荒芜等生存性危机的产生。如今，大数据能够以更细的颗粒度观察不同领域的变化，人工智能也通过进一步深度学习而不断升级，智能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应用已上升到新的层面，并深度隐匿与影响着人类生存状态。人的主体性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关键议题。随着智能终端的发展，人与机器将会出现同一化趋势，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也在变成现实。人在被不断数据化的同时，智能机器也成为“社会化”建构的对象。机器趋向于“人化”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和理论正在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挑战。人机交互时代的“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因此，人类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数字媒介已然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并浸透在社会的结构之中，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现代社会的风险互嵌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
喻国明认为，可以以“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以“复杂性范式”、“去中心化自治”（DAO）和“游戏化范式”的治理机制进行社会治理。此外，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更加难以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人类实践自由度与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之间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媒介化’变成了一个能在任何场合使用的宽泛概念。”当媒介的治理转向媒介化治理，媒介化究竟为何，更亟需在中国语境下得到澄清。不可否认，“风险”依然贯穿着2022年，处置风险成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
四、社交媒体篇：
技术演进和传播机制发展下的盛极而衰
社交媒体的发展既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形式与功能的变革，也是围绕个体、个性凸显的“人的解放”的发展。近年来，学界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热度仍然持续高涨，但作为社交媒体核心的社交属性和传播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偏移，社交传播开始出现由盛转衰的趋势。随着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原本基于用户关系驱动的社交媒体传播，也开始越来越融合数据和算法等自动化手段，这也是技术演进和传播机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智能化不仅驱动着内容生产的新革命，也带来了媒体生态的深层变化。
彭兰发现，在用户平台方面，与人相关的各种智能媒体，以及与人相关的环境，都成为描述与理解用户的重要维度。她提出，未来的用户平台将是人的社交平台、与人相关的物体平台以及与人相关的环境系统这三个系统互动形成的大平台。
何晶等人从公众表达的角度审视算法对于政治传播格局的影响后发现，算法作用于公众表达的运作机制背后是技术、资本与政治之间的交相互动。在算法技术操控下，公众表达将使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受损。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催生出社交媒体的新参与者——社交机器人，其智能化水平和人类化程度越来越高，成为微观政治传播的新主体，从根本上重构微观政治传播运行的底层逻辑，变革微观政治传播的权力体系，影响微观政治传播的全面向。
郭小安等以“政治腹语”概念为切入口，剖析社交机器人功能的两面性，打破对社交机器人日渐固化的负面刻板印象。除了舆论的操纵者外，社交机器人还可以扮演海量信息的智能把关者与虚拟对话者、民意的智能分析与预测者、过滤气泡的破除者、协商对话平台的搭建者、公共服务的智能助力者等角色。
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计算宣传因其对舆论生态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受到高度关注。
邹军等认为，计算宣传通过在个人层面引发“孤岛行动主义”，在群体中制造情绪对立，引发舆论偏向，然后将影响扩展至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造成政治动荡，也加剧了信息地缘政治冲突。计算宣传治理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开辟有效治理的新路径。作为一种操纵政治舆论的新方式，计算政治宣传正在全球蔓延。计算政治宣传是政治宣传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形式，以虚拟社群、社交政治机器人、散播虚假信息等形式自动运行，通过煽动情感和定向政治叙事，来撕裂社会和制造混乱，导致信息操纵更加隐蔽与不可控、欺骗和误导更快更智能、以“巨魔部队”为代表之行动主体更加组织化和政治化。在政治传播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计算政治宣传不仅成为新一轮社交媒体新冷战的主要手段，还将逐渐成为主要的政治安全风险。而更具体系化和隐蔽性的算法认知战，将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战场。
五、权力再平衡：
平台劳动与数字劳工，规训、控制与抵抗
过去一年来，西方批判传播研究学者围绕全球环境传播危机、数据监控与隐私保护、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在线工作与网络生产，反思资本主导的平台媒体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带来的挑战，呼吁面对新兴媒体环境，传播政治经济学要重新以马克思方法论解读数字媒体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当下，技术物、人、“社会-技术”系统构成了一个关于驯化的莫比乌斯环。集中的企业权力正在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巨头权力扩张与利润增值的工具。作为数字经济运行核心系统的平台媒体，成为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经济机制。
数字时代工作与劳动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未来分析系统或将取代知识工作者的大部分工作。
罗锋等人发现，随着自媒体给予公众的话语权走向泛化和娱乐化，拥有流量的平台反而占据了主导权，雇主对劳工的控制更加强硬，并且方式变得隐匿了。通过话语偷换，平台掩盖了依赖用户免费劳动来盈利的真相。
燕道成等人通过对当下移动游戏陪练的考察，试图揭示平台存在的剥削问题。他们发现，不仅存在平台隐形时间控制下的形式吸纳，还有平台资本规训下的实质吸纳和平台垄断之下的高额抽成剥削。面对此种现象的加剧，移动陪练开始以各种形式表达对资本的抵抗，例如离开平台断开链接、建立私域来自我赋权、表达诉求传达经验等。
平台劳动者也始终保有应有的个体能动性。
林仲轩等人发现，数字劳工不但利用私下交易、养号等措施对平台的各种监管策略做出回应，也会通过双向选择甚至虚假行为等对消费者做出针对性回应。
吴鼎铭认为在算法等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公司能实现对数字劳工的精准控制，推动数字资本的再生产。时间就是权力，而数字劳工在时间维度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们通常以制度性的抵抗和驯化技术的形式，采用多种游击式、微观复杂且富有抵抗性的劳动实践来寻求时间的控制权。
束开荣以“送外卖”为经验个案，发现在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中，中介劳动组织的算法协商与外卖骑手的技术盗猎，构建了一种蕴含合作、冲突与抗争的“逆平台规训”的传播物质性实践，数字劳工－技术人工物－中介劳动组织－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冲突、合作与抗争形成的关系，使得数字劳动的物质网络得以维系并被不断再生产。
然而，张萌发现，算法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用户锁定在平台提供的服务与规则中，个体被技术征服、定义和重塑，并给参与者更加社交的幻觉，用户自以为聪明的抵抗实质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
六、短视频篇：
引领视频化和算法化新趋势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在中国社会快速扩散，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孕育出更加多元的媒介实践。相对应地，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自2011年“GIF快手”短视频萌芽，随后10年，短视频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增量市场，2022年，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逐渐向“从多到优”的存量市场转变，整体呈现全面推进、多点突围的发展态势。主流媒体入局、线上消费兴起、直播形态崛起、应用场景拓宽、智能媒体发展、行业边界拓展、媒介价值重塑等成为短视频行业发展的典型趋势与重要特征。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达9.62亿，占整体网民的91.5%，保持稳中有升态势，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级应用”。
基于庞大的用户体量、社会影响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短视频研究持续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要热点之一。以短视频传播文献为研究对象，使用CiteSpace、SPSS等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和可视化分析发现，短视频研究是一个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2017年后开始有较多研究，目前研究态势仍然呈现上升趋势。中国的短视频研究得益于实践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受到更多认可，“中国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某种独特意义或参考借鉴价值。
纵观近一年来关于短视频研究的文献，主要议题围绕短视频引发的社会现象探索、应用实践的跨学科分析以及技术影响展开。聚焦于短视频所引发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有学者在媒介地理学视域下，借助“观看短视频打卡网红城市”这一媒介行为，深入讨论了“媒介地方感”的生成机制、内涵和认知维度，短视频为人们构建了虚拟时空和虚拟社会群体的新体验。由此可见，场景和感官能够以功能和效用的方式为移动短视频产业服务带来机遇，有效地捕获和挖掘用户对移动短视频产业场景化功能的期望。通过场景化适配实现感官效用价值得以成为场景时代信息服务的又一途径。当下的短视频已经成为网络舆情传播的新载体。
通过对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舆情事件短视频的分析，黄方楠等人发现，短视频传播扩大了非理性表达，短视频舆情依靠表达时的非理性手段对受众进行引导。短视频领域出现的“审丑”乱象不断遭到批判，认为其本质是当代文化生态圈的一种异化，产生的不良影响会对个人与社会带来深刻的危害。
在短视频应用领域具体实践的跨学科分析中，也有学者从驯服的理论视角入手，考察了乡村群体对短视频的理解、短视频如何融入乡村以及带来何种影响。
杨虎涛认为直播作为短视频变现的主要方式，具有虚拟商场、多方主体、中介性与催化性兼具等特征，相较于传统平台，具有易于形成结构性涌现、渐进式弹性契约和独有的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并由于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较大的用户基数而具备了一定的普惠性。
黄艳等通过数据采集、模型检验等深入探究用户信息分享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信息系统性和用户满足感能够促进用户的信息分享行为，因此，在政务短视频的后续建设中要建构生态化网络环境，推进全过程服务供给和增进互动式内容建设。
储翔等从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入手，探讨如何合理使用的相关问题，为当前版权保护困境破局，以期优化短视频行业版权生态、促进文化行业繁荣发展。
彭桂兵等以“首例算法推荐案”为例，针对当前短视频平台普遍存在的版权侵权现象，提出尝试以技术和法律双重路径开展版权治理工作，在智能传播中实现算法善治。
在对短视频所涉及的相关技术应用及影响的研究中，郭沛沛认为短视频构筑了个体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新空间，但平台对“意义”的挤压体现在技术逻辑下生产端海量信息需求与分发端专业角色的缺位，“意义生产者”回归与平台内容生态的良性建设是今后移动短视频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战迪认为短视频作为数字媒体时代可叙述和情感丰饶的“非常规数据库”，构建起多元艺术的数字化展演时空，也催生了用户的“数据库情结”。短视频推荐算法中内嵌的价值要素反映出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优先的算法价值观，由此带来的隐私泄露、信息窄化和算法歧视等伦理问题也不断被学者所关注，相继提出亟待平台、用户、行业协会和政府协同出力，以促进算法“向善”更好地造福人类。
陈阳等聚焦作为干预性数字能动实践的“算法抵抗”，提出了基于“理性-非理性”二分处理路径的双重中介路径模型，并应用于考察河南农村青少年在短视频平台的日常使用过程中对推荐算法的抵抗心理与行为反应，为进一步理解青少年与算法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提供了量化实证证据。
总体而言，短视频研究目前进入爆发期，“短视频+”与“+短视频”已成为当下传媒业的热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支撑的算法推荐机制是短视频出现和发展的关键性支撑技术之一。算法赋予短视频鲜明的技术优势和独特的体验特征，也由此带来诸多的伦理忧患和现实风险。探究算法的运行逻辑、优化推荐机制是当前和未来短视频乃至传媒领域研究不可逾越的重心。短视频的兴盛是对传统视听形态的“颠覆式创新”，带来了全新的媒介运营机制和媒介生态规律，与传统媒介体制与制度规范不相适应。短视频的野蛮成长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现实性问题的爆发，如何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促进短视频健康有序地发展是学界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七、元宇宙迷思：
Web3、加密货币中的理想和功利
如A16Z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所言，“我们正进入Web3的黄金时代。”早在2016年，喻国明就提出了一种在Web 3.0时代更加去中心化和开放连接的平台媒体形态，它不仅符合未来传媒业的发展趋势，也将引发传媒格局的巨变。当下热议的Web3（或称Web 3.0）是由区块链、网络节点和智能合约的模式管理去中心化互联网的逻辑和状态。新一代革新的驱动力基于解决上一代的突出矛盾和诉求。Web3致力打造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数据共享、用户主导、用户共建、成果共享、去中心化的网络生态，意在解决Web2.0带来的生态不平衡、发展不透明等问题。底层支撑由区块链（技术层）和分布式存储（数据层）组成。Web3走进了未来主义者的视野，被视为一场革命的到来。它被看作是承载着未来发展的憧憬，还肩负着1990年代未能实现的互联网去中心化承诺，以及卸下当前来自科技巨头的权力，可谓身兼多职，被寄予厚望。然而，Web3中还充满了矛盾、技术故障、监管不确定性和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仍需保持理性，对资本和舆论无序的炒作保持基本的批判态度，对Web3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保持清醒的认知。
伴随着Web3的兴起，加密货币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加密货币基于点对点的网络系统，具有去中心化、匿名化、高度依赖技术等特点。
但于伟发现，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只是在预设的算法共识内，背后却是完全中心化的框架，表现在发行加密数字货币的初始分配以及所有权过度集中上。并且数字加密货币的发行本质上是技术至上的私权力对于公权力的侵蚀，尽管目前加密数字货币的风险还局限于个人风险层面，但随着大量的投资者和机构的认可，金融风险也可能溢出引发系统性风险。在市场热情退去后，随着泡沫的破裂，投资者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亏损。实际上，加密货币不仅对金融市场存在威胁，在其匿名性等特征下，还会带来网络犯罪、信息不对称、污染环境等诸多风险。因此，如何应对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也成为关键议题。
程雪军等提出从法律规范供给、金融体制改革、治理科技应用等角度全面建构中国加密货币的治理之路。除了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加密数字货币的法律制度，金融治理体制上建立健全加密数字货币的综合治理体系，利用先进科技来提升加密数字货币的治理效率，以及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数字货币治理经验构建我国数字货币监管体系，从而提升我国在数字货币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从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先驱贾隆·拉尼尔（Jaron Lanier）所谓的“被困在摩尔定律候诊室”，历经计算能力与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到Facebook更名为Meta，虚拟现实（VR）在过去的10年中完成了“华丽”的转型。然而，将元宇宙的全部想象联系起来的是互联网，而非虚拟现实——“下一代互联网”。虚拟现实和元宇宙作为信息载体的终极形式的想法与沉浸式技术中介体验的想法一样古老。“元宇宙”（Metaverse）既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更广泛、更令人不安的转折点，也是一种干扰。世界上的科技亿万富翁正在打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马斯克主义（Muskism）——一种类似于技术官僚主义对解决任何风险的“保证”。对元宇宙的误读背后是“人”的缺席。
正如陈昌凤所认为的，元宇宙的运作逻辑立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人类的交流性质和社会关系也都会随之转变，其价值观挑战来自人的自主性与数字化人格和尊严。工具性的观点将元宇宙简化为工具或媒介，并将人类与信息整合为本质上可解决的技术问题。在结构维度，从庄子（庄周梦蝶）到马斯克（矩阵式模拟），让·鲍德里亚预言下的“母体/矩阵”（Matrix）是否终成现实或已然来临，一种比真实还“真实”的“真实”是否会席卷“真实的荒漠”而彻底改变人类的经验方式，抑或是成为新的牢笼或新世界？
张志平认为，虚拟现象的出现并不能驳倒经验实在论和本体实在论，反而能强化人的实在论信念。具有经验实在性的自然现实乃是虚拟现实得以可能的前提，虚拟现实和自然现实在本体论上并不具有对等性。
聂辉华等人将现阶段的元宇宙理解为一种不完全契约，并试图建构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模型来分析元宇宙的秩序。还有诸如对元宇宙的经济学探讨，以及其对用户健康、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尽管元宇宙研究成为当下热点，但其更多反映出的是元宇宙的初期形式——一个尚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态，而在这个形态背后则是一系列治理挑战。
八、智能媒体篇：
引领智能传播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近5年来“智能媒体”的研究在经历了一轮爆发期后正趋于缓和。“智能媒体”概念也受到重新审视与定义。自2016年以来智能传播引发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智能传播研究集中关注了人工智能在新闻业的应用、人机关系与技术伦理、人工智能应用中的风险应对及防范等议题，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与关联性，中外智能传播研究也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趋向。
智能媒体被定义为具备较高的识别与理解能力，能够在营销传播场景中进行最优决策，并具备通用性进化与自我创造潜力的媒体。人的“数字化生存”正在深化为“数据化生存”，人的画像、身体、行为等多种维度都可能被数据化。
彭兰发现，这种全息数据化带来了人的身体存在的新方式，以数据化体现的外部控制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
方兴东等人认为，智能传播是人类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信息传播机制重大变革的结果，其概念的核心并不是“智能”而在于“数据”。智能媒体是指基于算法，以实时、动态的大规模数据为核心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媒体形态。数据驱动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是智能传播的本质。智能传播不仅是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之后新的信息传播机制，也是促成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转变的重大契机。
段鹏认为，技术为人们塑造了全新的数字时空和数字身体，重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健康码和行程码等成为人们身体的延伸，人与技术的融合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其中，健康码已经成为了智能媒体的典型代表。相较于业界的前沿实践，智能传播的理论研究仍然相对滞后，这也对该领域内可能产生的伦理和治理等新问题、新风险提出挑战。在智能传播机制主导的人机交互或人机数字交往实践中，智能传播权威概念和理论的暂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智能媒体发展的无序，以及人机数字交往理论在虚拟现实空间的解释力不足，而亟需发掘新人机交往传播理论。
在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中，算力、算法、数据和平台等展现出强大智能优势，智能传播能力更是直接关乎和影响着冲突的进程与走向。
方兴东等人提出，作为智能时代的战争，数据驱动的“算法认知战”新特点在信息传播的便利性和海量性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算法认知战”在公共外交中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化公共外交”逐步向“智慧型公共外交”转变。
蔡翠红认为，算法对公共外交发挥作用的流程大致分为分组分析、定制信息、塑造认知三个步骤。算法技术加持下的公共外交具有显著的新特点，即精准性、受体的认知固化倾向性、隐匿性以及能力的技术依赖性。面对“算法认知战”带来的公共外交挑战，应从国内舆论场、国际公共外交能力和算法治理等多角度加以应对。
此外，随着数字传播驱动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范式转变，钟祥铭等人认为，智能鸿沟正在成为新时期数字鸿沟的全新特征。资本驱动、缺乏基本治理架构的智能技术的广泛滥用，成为驱动数字鸿沟的主导性力量，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
在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和专业用户生成内容（PUGC）之后，伴随着2022年年底ChatGPT的火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迅速出圈。
李白杨等人将AIGC概括为伴随网络形态演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产生的一种新的生成式网络信息内容，认为其经历了从模型赋智、认知交互到空间赋能等三大发展阶段。AIGC能够基于当下的物联网、多模态等技术获取更多维的信息，从而革新数字文化创作的生产范式以及改变用户与人工智能的交互模式，但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例如“AI换脸”，借助AI生成以假乱真的图片等。
（载本刊2023年2月号，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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