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三校都是著名学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和风格，培育了各种人才。三校联合为联大，它们的特点风格也汇合在一起，成为联大的特点和风格。但这种汇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溶合成一种既同于北大、清华、南开，而又不完全同于任何一校的新特点和新风格。这种情况表现于联大的各方面，选课制度也是这样。
关于联大的选课制度，《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第四章第二节《学分制及其他》有记述。它指出：按照当时的《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这两种课程的学分比数，各学院略有不同。文学院的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后者所占比重很大。法商学院、理学院的选修课学分也大致如此。显而易见，选修课学分之多是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然而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还把选修办法扩大及于必修课程。如文法学院学生，按规定，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但可以由学生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学校又规定，必修两门社会科学，由学生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任选其二，又如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二者都是必修课，但学生选修其一便可。其他如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课程，都同时开出几个班，由不同教师担任，学生也可以选修某一个班。由此可见，选课制也渗入必修课程之中，不过范围略有限制罢了。
至于86个学分的选修课，那就没有院系的限制了。学生可以选本系的课，还可以选别系的，还可以跨学院选课。例如：潘家洵先生开的英语语音学是外国语文学系的必修课，陈梦家先生开的文字学概论是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而我并非该两系的学生，也都选习过。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学生得到任课教师在你的选课单上签字同意后，就可以正式选修它。假如你听课后，觉得对你不合适，在两周之内还可以退选，改选别的课程。很显然，这种选课制给学生们对于学什么的问题，以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说，这是西南联大教学制度上的一大特点。
这个特点也是优点。它的优越性由于有下列的特殊条件而更加突出了。
一个是教师阵容的强大。西南联大教师中著名学者之多，水平之高，是并世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某方面的专门学者，不可能得到西南联大的教授聘书。教授所讲多是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如：陈寅恪先生讲授隋唐史，开始时他首先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一学年的实践证明，寅恪先生所讲确是他发人之所未发的独到之见。当然，能与寅恪先生比肩的人并不多，但也总得各有自己的“一手”，没有相当水平的专长，任何一个教师是不能走上讲坛的。而许多选修课，又都是教授研究有了新的成果而新开的，有些则是按照当时时代的需要，和国外学术上的新发展而增设的，因此年年都有新课开出。至于有些比较专门因而选修人数不多的课程，即使只有几个同学选修，也照样开设。因此，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那是知识的海洋、学术的群峰。莘莘学子们有幸跃入这个烟波浩森的海洋，踏上攀登那些高峰的道路，他们深恐竭尽四年的青春年华，还望不到大海的彼岸和高峰的光辉顶点，所以，许多人都按学分数的上限多选课程，但多不能选尽自己想听的课程，于是出现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一不少课程，旁听的人数比选课的还多。例如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选课者数十人，而旁听者竟多达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门前窗外皆满。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也是如此，若不能捷足先登，抢个座位，那就很难好好笔记听闻了。选修课门数之多，质量之好，加上选课范围之广泛和自由，就使选课制的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学生多属一时之秀，能够较好地利用选课制度。西南联大是驰名中外的学府，吸引着无数有志青年的向学之心。当时是各大学自行招考，考生只要有中学毕业文凭，便可自由报考。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考生可以考了甲校，又考乙校、丙校。但谁都想考上西南联大，所以报名者特别多。这就给学校提供了一个优先地、广泛地挑选高才生的机会（西南联大录取新生很严格，从未有“走后门”之说，因此，经选拔录取的学生一般都是成绩优异、基础扎实，特别是中、英文水平都较高，自学能力较强的。
大家怀着爱国的热忱，学习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同学读完一年级后，便开始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和中心，然后围绕自己的方向和中心，选习有关的课程，为造就自己成为某种专门家而“配套”。不少人的毕业论文就是这种“配套”学习的成果，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选修课的门类繁多，学生们不难依据自己的爱好和志趣去选习。当然，他们可以请教老师和同学指导修订配套的方案。这种选课制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最佳途径。它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对学生特长的局限。选课制的优越性从学生方面显现得更清晰了。
又一个条件是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大部分必修课开在一年级，小部分开在二年级，以后几乎就全是选修课了（三四年级的专业必修课只是少数几门）。必修课就是现在叫做“基础课”的那些课程，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等等。这些课给学生以宏观的通识，奠定学生的广阔基础。有了这种宏观通识和广阔基础，学生乃能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寻求自己努力的方向和中心，从而计划选习哪些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联大对这些基础课程，总是延聘学问最渊博、教学经验最丰富、最为学生景仰的知名教授去讲授。例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开设班次多，几乎是全系主要教授都参与教学，而教学经验较少的教师，却很少被分配担任这最基础的课程。中国通史请钱穆先生、雷海宗先生、吴晗先生讲授，哲学概论请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讲授，经济学概论请陈岱孙先生讲授……（青年教师一般只能开专题式的选修课）。从教学效果看去，这样安排课程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些必修课范围广，内容多，系统性强，非学识渊博、经验宏富的老教授是难于驾驭，并给学生以最大教益的。西南联大的学生入学后就能够听那些知名教授的深入浅出的讲课，因而能很快地对所学专业获得宏观通识的基础知识，这就为建立自己的方向和中心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如何选、选什么课，换言之，为如何“配套”提供独立思考和工作的一定能力。这个条件使选课制的优越性得以较好的体现并获致预期的效果。
当时，全国各大学都实行选课，但西南联大获得的成效最为显著。考其原因，就是西南联大的条件最好。这些条件不唯使选课制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而且通过选课制（也只有通过选课制）把自己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下面，略谈一谈选课制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第一，它造就的人才既多且优。不言而喻，任何学校总是以培育优秀人才为目的，因此，我们评价一所学校也应以此为首要标准。其他方面，如校舍之美、图书之富、仪器设备之先进……当然也很重要，但比之培育出的人才寥寥，所以仍不为社会所重。反之，物质设备即使简陋如西南联大，但人才辈出，则仍被海内外誉为第一流的。有人估计，西南联大教师中著名学者人数与教师总数之比和学生中毕业后成为知名人士的人数与毕业生总数之比，均是最高的；不仅在国内堪称巨擘，即较之国外著名大学亦不稍让。据我所知，不少同学毕业时已具备成为某种专家的条件；他们的本科毕，业论文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只要毕业后继续努力，不要很久，就可以有所建树。还有一些更杰出的同学，尚未毕业已经成为某方面的年轻专家了。其所以然，配套选课使他们的爱好和长处得以迅速成长和较好发挥，是关键的契机。因为年轻人的爱好和长处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对他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尽可能使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和长处得以充分发展。若用一套课程把不同爱好、不同长处的学生捆在一起学习，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爱之实足以害之，使许多学生的爱好、长处，甚至于天才，被抑制、被伤害。矫正的办法只有多开设选修课程，破除院别、系别的界限，让学生们自行选习，而且由于学生的爱好和长处多种多样，应允许他们跨学科、跨学系、跨学院，配套选课。对于扩大知识面，活跃思想，接触更多的教师和同学，莫此为便。同时，也使自己选定的努力方向和中心得到最好的发展。与我同窗的许多学长和学友便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在钱穆、吴晗、张荫麟诸位老师的启迪下，也是这样做的（虽然由于鲁钝，我未能实现他们的期许）。当然，不能说每个学生都能很好地、充分地利用选课制的优点，但只要这种制度存在，任何学生都有可能得到成才的最好机会。因此，西南联大能培育出很多人才，学生成才率达到很高的程度。
第二，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不断提高。选课制既然给学生们以选课的自由，学生们便可以自行决定选什么和不选什么。每个学生如何决定，不仅取决于他如何配套，而更多的是取决于教师讲得怎么样。因为配套并无一个固定的、不可稍事改变的方案。围绕学习的方向和中心，完全可以灵活地去选配。比方，本应选某门课程，但没有那门课程，那么改选一门内容相近的或虽不相近但与方向和中心有也关系的课程，也是常有的事。好在选修课是那么多，配套总是不难的。假若应选的那门课程虽有，但教师讲课质量不佳，那么，学生当然可以不选或改选其他课程。前面讲过，学校规定：开学后两周之内，学生对已选课程可以退选、改选。选课时须任课教师签字，退选时也须那位教师签字。不言而喻，一位教师开出课程，若无学生选习，他还能教下去吗？即使有学生选习，但不几天又纷纷退选，那就更难堪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由于基础好，又经过一年级听著名教授讲必修课的训练，一般都具有较好的鉴别力，口味是比较高的。他们怎么肯把宝贵的时光花去听索然无味的讲课呢。这对于教师们，尤其是年轻的教师们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它促使他们努力研究，尽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同时，它也是一种钳制力量，它使掌握聘请教师权力的领导者不能容许不学无术的人尸位素餐（即使是他的至亲好友）。西南联大的课程开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常见几位教师同时分别开一门课。不仅公共必修课，因学生多，总是分为几个班，由几位教师分别讲授，就是选修课也有一门课程由几位教师同时分别开出的。学生们常常这个老师的听一听，另一个老师的也听一听，总觉得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记得，有一年《楚辞》这门选修课，同时开出三个班，闻一多、游国恩、罗庸三位教授分别讲授，此外鼓仲铎、唐兰教授也先后开过这门课。这样开设课程，结合学生的自由选修，便无形中在教师之间展开竞争。不过，这种竞争是“其争也君子”，只会促使每位教师努力增进学殖，提高教学质量，而不致引起互相倾轧排挤的弊病，因为竞争优劣的鉴定既不是靠手腕，也不是靠谁的庇护，而是靠学生的选课单和校园舆论，是只有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能得到学生敬重的教师方能赢得的。
第三个重要成果是树立起优良的学风。学生的自由配套选课符合学生的爱好和长处，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学生中造成一种刻苦好学的风气。教师方面，由于开课成败的刺激和鼓舞，也人人思奋，于是形成一种勤奋治学力求有所创获的学术气氛。这种气氛使绝大部分教师毕生尽瘁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许多知名教授，尽管学术地位和学生信仰都已经很高很巩固，但仍孜孜吃吃，至老不衰。这对青年学生有很大的感染力，实是一种不言之教。
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一个值得称述的特点；那就是，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校之内。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很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我在校时，常常听到我很心折服的一些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给我以深刻的教育。我又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去到别位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齐听课。例如沈有鼎先生就是这样。这里顺便谈一件小小的掌故。40年代初，20来个青年，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的，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我参加了。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乐意地参加了。学会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士”字），意即“士子学会”，由丁则良、王逊、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们固然去听讲；学生作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讲。听后都同样地加以讨论。教授们一再向学生说：“你们也可以做老师嘛!”当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先生鼓励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
以上所述，当然不能说全是选课制的产物，但选课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想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曾在西南联大亲受业的学生，我是深有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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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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