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走向瓦解的大学共同体

以下文章来源于老张论教 ，作者张继明

大学共同体的建构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大学共同体是大学组织运营及治理的理想，甚至有的大学在基本职责、基本任务、基本目标的达成上都缺乏必要基础。因此，大学有效治理的根本在于促成并扩大各主体间在利益与价值上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共同认可的制度体系。但从现实来看，恰恰是大学利益相关主体在利益、价值、参与方式等各方面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大学的内部冲突难以调和，无法成为生态化的共同体，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大学的理想。

（一）教师与学生“分道扬镳”

大学首先是一个师生共同体，在大学的滥觞及其发展早期，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师生双方不仅是教与学的两个主体，还是大学的管理者，简言之，师生是大学最初的缔造者。即便是今天大学的角色、职能和利益相关者走向了多元化，教育功能仍作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教育教学是大学办学中毋庸置疑的中心工作，师生双方是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主体。这也就意味着，师生双方的共同存在及其以知识和德性为媒介的有效交往，构成了大学意义的重要来源。师生交往作为一种理性的专业活动，遵循教学规律和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最终实现特定的组织目标。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教师在知识占有上拥有权威地位，是课堂与教学的绝对支配者，学生则是教师的追随者，对教师有着天然的信任，这决定了师生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学生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而课程与教学观的革新尤其是在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解放下，学生中心主义逐渐成为普遍的大学文化，学生开始谋求建构课程和参与教学改革的主动权，这就动摇了师生关系的稳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民主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而在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借助技术力量而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与教师作为知识权威被不断祛魅的条件下，教师与学生间的稳定合作关系被进一步打破。而更为根本的是，在人力资本理论风靡的时代，大学教学不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在教育经济学逻辑支配下成为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成为商品需求者与商品提供者的一个交换行为，知识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收益性、有用性成为决定师生关系的重要标准，理智意义或本源意义上的知识以及情感因素已经难以维系师生协作的基础，师生之间的矛盾关系进一步凸显。而大学内部行政力量的介入，更加强化了师生双方的矛盾关系。申言之，无论是由于权力本身的控制本性，还是基于绩效管理及问责的驱动，大学管理者通过学生的课程选择、教学评价等实施教师管理，这使得师生间的矛盾关系显性化为双方间的利益博弈，双方已经失去了相互信任和有效合作的原有基础，“相互取悦与关照”的“分数膨胀”表明了有效教学的失败，也标志着一个专业共同体的幻灭。教师和学生是大学里的最主要群体，教学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社会组织的核心使命，师生之间作为专业共同体关系的消解意味着大学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受到严重的冲击。

（二）基层组织间“壁垒丛生”

从大学师生共同体的分解来看，利益上的不同诉求是双方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师生双方由基于共同知识追求而彼此成就的利益共同体分解为教师和学生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博弈打破了利益的一体化，利益的粘合作用因之式微。如前所述，大学行政权力的介入在客观上强化了师生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从大学行政权力的实施来看，通过利益分配来激励包括师生在内的各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或者以此推进管理者意志的贯彻执行，是大学管理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方式。进一步来说，管理者应用资源分配权、绩效评价权及规则制定权等，引导各主体进行各种资源和机会的竞争， 而由于资源与机会的相对稀缺性，各主体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各主体在高竞争性的利益追逐过程中，产生了零和式的博弈关系，而这又不断强化着各主体间的利益分化。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松散联合体”，各基层学术组织、学科、团队及平台等既是相互结合的，以共同成为一所大学，但同时又因为知识的分化，彼此间有着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建设方式等，具有相互的独立性，整体上则产生了松散性甚至离散性。松散结合是大学组织的典型特征，这使得各学科或基层组织能够各按其独特的知识活动规律进行知识生产并实施自主管理，同时也确保各组织之间进行必要的合作，在推动知识创新的同时促成大学统一目标的达成。然而，在功利化管理模式下，利益上的分歧和不断强化，导致这种离散性更加突出，超越了可以结合的边界。但知识发展总是在分化中走向融合，要求各组织之间进行必要的融合，但利益上的差异使得这种融合遭遇本位思维、自利思维和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制度障碍，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出现各种壁垒，大学组织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受到损害，松散有余而结合不足，因之丧失了应有的学科集聚优势、协同育人优势等。这在空前强调跨学科、融合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超学科的时代，院系、学科及其他学术组织之间的隔阂状态显然无法适应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需要。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大学分化现象，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C·P·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仍旧鲜明地反映在今天我国大学办学过程中，由于在人类改造世界中发挥着更加直观的作用，而且在长期以来以绩效和量化为主的学科评估和大学评估模式下更容易产生显性效益，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科学的学科地位凌驾于人文社会学科之上，导致了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普遍受到束缚，这是大学“文科”院系处于弱势地位并致使其与“理科”院系之间形成某种疏离化思维的重要缘由。

（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文化对立

 从大学的起源及其本质来看，大学里的行政权力属于衍生性权力，其最初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于大学学术活动的。然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行政管理者在大学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最终在不同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不同程度地占据了决策者地位。在我国大学，决策者通过行政权力来落实和推进自身意志，甚至可以说，行政权力在事实上就是决策权本身，尽管其经历了一个从执行权到决策权的“上位”过程。管理者在借助行政权力实施决策过程中，造成了同“被管理者”即院系和教师之间的分离直至对立。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前者的本性是控制与扩张，强调统一、标准、服从和效率，而学术权力强调独立、自主、个性和创造，以适应和保护学术自由、学术创新。在两种权力的博弈过程中，行政权力借助正式的制度化力量占据了上风，实现了对学术权力乃至其他权力类型的僭越与控制。另一方面是因为行政管理者作为大学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借助行政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如在项目审批、学位点设置等多个环节，管理决策者在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研究发现，我国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一线教师相对缺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矛盾关系。正是基于此，长期以来行政化问题是困扰我国大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而“去行政化”一直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和探索现代化治理的关键任务。

行政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权力类型间的冲突，直接造成了学术权力的式微，影响着大学的学术自治和自主发展。但对大学影响最为深刻的是行政化造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既是利益上的分歧，更是愿景及价值立场上的分立，如果说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进行调整，但在长期的权力博弈中造成的文化对立则尤为根深蒂固，在更深层面上影响着大学组织的有机性、秩序的稳定性。申言之，在文化对立影响下，大学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在遭遇基层的不信任及其各种有形无形的抵制的同时，来自基层院系和广大教师、学生的学术及利益诉求等也更加难以为管理者所理解和接纳。而管理者最终借助权力式做出和实施决策的结果，就是致使其与被管理者间的共识空间被不断压缩。组织信任是影响大学运行秩序的重要因素，缺乏相互信任的学校文化瓦解着大学作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

（四）“青椒”隐喻凸显学术内部分化

学术以及学术职业因其独特的价值而得到人们的青睐和追求，青年人更因学术职业同其个人理想及社会责任的深度关联而积极投身其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在民主化、功利化等力量驱动下的持续扩大，更加促使大量青年人加入大学教师队伍。我国作为后发型高等教育体系，在较短时期内从精英化经由大众化而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大量青年教师投入到了大学学术职业之中。近十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博士毕业生进一步成为大学引进人才和加强师资建设的主要来源。总之，青年教师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师资的主体力量，并承载着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学术创新的重任。

在当代，大学的学术工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知识的探索，而是在特定环境或规则体系下的职业活动，不仅要受到学术职业在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规制，还要受到组织因素的深刻影响，如组织的制度安排、传统惯习等。在我国，大学青年教师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首先是角色的转换和适应困扰着青年教师，如青年教师要从以纯学术探索为职责的研究者或学习者转变为以教书育人为使命的教师，教学素养上的不足导致其产生角色焦虑，而学校的评教机制以及可能由此给青年教师带来的低评价风险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焦虑。其次是青年教师因较低或较浅的职称、资历等原因，不仅要承担更多教学任务、承担一定的院系管理服务等事务性工作，而且在校内外项目立项、学术发表等方面也要受到各种挤压和束缚，脱颖而出的机会较少；再次就是在当前高校不断强化考核评价的条件下，尤其是在诸如“非升即走”等人事聘任制度下，青年教师不仅要面对立项、出版和发表的难题而不断加大学术投入，实施“自我剥削”，以应对繁重甚至严苛的考核，并时刻承受因缺乏职业安全、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在这种高功利化、高竞争性的条件下，以上三重困境又是相互强化的，致使青年教师陷入了一种极不友好的职业环境。而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职业发展的困境又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教师的日常生活，甚至导致其生活质量如基于家庭与婚姻的幸福感、基于经济支付能力的获得感等都处于较低水平，而这都会对青年教师的职业信念、专业成长等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校青年教师被称作“青椒”，其本质是关于青年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中遭遇重重困境的一个隐喻，凸显着高校教师群体或学术内部的分化。

文章来源：节选《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4期

来源：墨香学术 微信：moxiangxue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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