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像以前一样，出席新书发表会时，三言两语带过，转而谈论我的最新思考。要不，愧对前来捧场的诸位嘉宾及热心读者。
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五本书，《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和《大学有精神》属于历史论述，而《大学何为》《大学新语》谈论的则是当下。如此兼及理想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先贤与后辈，目的是为当代中国大学寻找思想资源与突围策略。至于这五本书的学术立场、内在理路、论述风格，以及各书乃至各文的利弊得失，先听读者及批评家的意见，有机会再自我辨析，或做进一步阐发。
除了这回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我谈大学的书籍，还有北大出版社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三联书店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花开叶落中文系》，以及花城出版社的《怀想中大》等。也可以包括近期增订重刊的在政治史、学术史、教育史的夹缝中讨论文学教育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十年间，出版大小十书，长枪短炮，纵论大学及教育，也算尽到了作为人文学者该尽的义务，日后会逐渐收缩，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其他领域。
接下来，是今晚演讲的主要内容，题目是《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如果不是嫌题目太长，应该是《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公开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贡献与重要性》。把这几个被我从题目中删去的名词或副词稍微解说，你就明白我演讲的主旨。
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可是，“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不是一回事，我关心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或者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而不是具体人物的荣辱与升降。
摒弃“贡献与重要性”这样堂而皇之的论述，改用“好处”的说法，似乎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这么做，是为了“有感”，别太“高大上”，希望体贴入微，兼及社会舆论与个人感受。
提倡“公开地、大声地”自我申辩，那是因为，很多人文学者觉得委屈，憋着难受，但只是自言自语，或私下里嘟嘟囔囔，那样是不行的，不仅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中亮出自己的身份与底牌。
至于使用“学会”这个词，也就意味着，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自我陈述不太满意。要不就是不够“理直气壮”，要不没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你所说的不被认真倾听或诚心接纳。这无疑是很遗憾的。
就从今年3月19日在北大举办的那场名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现代大学的人文向度”的座谈会说起。主讲人王汎森，嘉宾有赵世瑜、杨立华、渠敬东、王风和陆胤，我是主持人。201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报》所刊《左突右攻风行水上》，引录我三段话，关键是第三段：“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2015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发声。大学是办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如果学者不发言，那大学很可能就横冲直撞，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学者应该努力影响大学发展的路径。”2016年3月26日澎湃新闻发表《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许瑞)，也有类似的表述，但记录了我谈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中处境的另一段话：
老师们依次发言之后，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延伸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人文学科受到广泛挤压的今天，人文学科是只能在边缘发声，还是可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其二，如何回应社会上对国家以大量资金支持人文学者“悠游”的质疑？其三，针对“悠游”可能造成的偷懒现象，如何在自由和管理之间保持平衡？其四，如果以人文学“看不见”的精神引领大学，那么如何应对“看得见”的排名可能的下降？总的来说，面对变化的外在世界，面对变化的大学，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
大家都注意到我那句“作为人文学者，要能够大胆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和贡献”，可作为主持人，我还有一句大有深意的闲话，被一笑置之。我说自己是奉命主持此次活动，若让我来组织，不会这么请嘉宾的。不是说这几位嘉宾水平不够，而是主讲、主持加上四位嘉宾，全是人文学者，如此座谈会，同质性太高，还没开场，已被定了调，闭着眼睛也能猜到高潮在哪里。若有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大学校长，还有政府官员在场，这场讨论会更有意思。大家立场及趣味不太相同，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激荡，也才能对此话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这其实是我近年思考的问题——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先梳理此前我说过的，再谈最近的自我反省。
1993年我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谈的是八十年代末之后人文学的命运；2000年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关注的是技术突变后人文学向何处去；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在《大学三问》中追问“人文有无用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2006年我将几次演讲整理成《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近年不少人文学者“有用化”的努力，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对于历史、对于精神、对于自由的认知：“为了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高度重视，拼命使自己显得‘有用’，而将原来的根底掏空，这不但不能自救，还可能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2007年我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中谈及：“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只是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到处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2012年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其中有这么一段自嘲：“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三座大山’——政治权威、市场经济、大众传媒。其实，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路、方法及趣味。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对文学、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原本心高气傲、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如今远离‘文辞’、‘趣味’，与‘想象力’，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文人气’，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
以上所引，都是以往的论述，如今还想添上一点最近的自我反省——我们能否“恰如其分”地讲出自己的好处？之所以这么提问，是有感于不少人文学者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过于意气用事，或冷嘲热讽，或居高临下，或拒人于千里之外，更像是在赌气，无法以理服人。别人占据了广场和大路，正高歌猛进，你开始只是围观，如今干脆背过身来——没错，这是一种表态，但无济于事。在万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历史舞台上，只是表达“不合作”，其结果必定是越来越边缘化。作为个体的学者，漠视潮流，我行我素，姿态很优雅，但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位置，可以独善其身，人家也不会拿你怎么样；可作为整体的学科，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怯而日渐萎缩。
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天下大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都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
这就说到我的大学史研究。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参见《我的大学研究之路》，2007）。理解大学制度的演进，明白当下综合性巨型大学的特点及困境，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也是我花费那么多精力撰写“大学五书”的内在动机。正因有二十年研究大学史、大学文化以及中国大学现状作为底色，我谈大学问题，尤其是人文学的命运，不敢说有多少前瞻性，但起码颇有分寸感。
今天谈大学问题，一定得了解“学科文化”的复杂性。作为人文学者，我坚信人文学的价值，但如何让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也能真正理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学者，而不是官员或大众。经常听人文学者抱怨当官的如何不讲理，或者大众如何盲目，其实，对人文学造成巨大压力乃至欺凌态势的，主要不是这两种人，而是你我一样的教授——只不过他们学的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且，这种“学科偏见”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百年前，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其中第四章的题目就叫作“文学与大学”，针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预言“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白璧德奋起反驳：“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关键在于“人文”，而文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参见白璧德著、张沛等译《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第57、6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0年代因弟子吴宓、梁实秋等人的大力宣扬，在中国引起关注。但因《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长期以来受排斥；最近十几年，才重新得到学界比较正面的评价，白璧德也才重新浮出水面。
关于历史舞台上的学科竞争，以及因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而产生的学科偏见，几年前我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2007年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中有所辨析：“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像。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当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关键在于，不是说服我，也不是说服一般读者，而是说服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专家，以及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刚读到郭英剑的《哈佛校长：人文教育不可替代》（2016年3月31日《中国科学报》），值得推荐。据说今年3月24日下午，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西点军校演讲，题为《做语言的言说者、行为的实干家：论文学与领导力的培养》。她在演讲中重点讲授了语言之于领导力的重要性，领导人所必备的对于词语的阐释力与感受力，人文学科的必要性，以及广博的人文教育是如何培养人们具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品质的。这样的演讲，当然很对我等的口味；但不瞒你说，我怀疑其有效性。如此粗枝大叶的论述，接近于自说自话，不见得真能服众。
我之所以对哈佛校长的演讲不太乐观，是因日本事件的巨大冲击。所谓“日本事件”，是我自己的命名，因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能不认真面对。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所有86所国立大学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写信，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系部组织或者使之转型，要他们为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进行服务。”据郭英剑《日本为何关停并转人文社会科学》（2016年1月7日《中国科学报》）称，到2015年9月，已经有26所国立大学确认，他们有意在2016年学年以及以后的年份，关停相关的系部，或者使之转型，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之需。另有17所国立大学表示将限制录取人文学科的学生等，其他的则将取消有关法律与经济方面的选修课程。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到底将多大程度影响日本的人文学以及国民精神，我很关心。
趁今年1月访日之机，我一路走一路问，为何你们政府会出台如此荒唐的决策，以及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大致答案是：虽然有国内外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但此政策正积极推进，且也有不少热心拥护者。其次，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不会受此政策的影响，但其他国立大学恐怕扛不住，因如果你不随风起舞，国家不给这方面的学科拨款，你高雅不下去的。再次，因国情不同，所谓将优雅的人文学交给私立大学承担（引用美国的例子，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国立大学，必须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这一思路将严重制约日本人文学的发展。削减人文学经费最直接的效应是，因考虑日后出路，好学生不再选读此类专业。以我熟悉的各名校中国文学专业而言，博士生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本国学生已经“谢绝参与”了。短期看不出来，长此以往，后果会很严重。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日后将酿成何等风暴，目前很难预测。想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潮或大正年间的教养主义，如今的国策调整，真的让人看不懂。
之所以取消人文学，是为了将有限的经费投入科技事业，增强国家（以及大学）的竞争力。或许，与眼下中国人的过分自信相反，今天的日本人，是不是对未来太悲观了？这才会不顾名誉的损失，采取如此决绝的手段。某著名日本教授提醒我，放长视线，日本是武士的国家，中国是文人的国家。前者讲究实用，直截了当，不顾毁誉；后者更多文饰，即便心里不喜欢，也不会公开说出来。想想也有道理，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或主管教育的官员会愚蠢地公开称人文学不重要，但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那就很难说了。
关于人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也有很乐观的。近日读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感慨很深。文章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时进了孔庙，2014年9月24日又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加上“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而不去问政于厉以宁、林毅夫诸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标志性”。在他看来，“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仔细玩味：“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的好日子可能差不多了。尽管你的收入可能还很高，但是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价值，所有的学科都是西方的……。”庆幸以西学为根基的社会科学受阻，人文学因而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心态我不喜欢。更何况，这里所说的“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主要是指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甚至集中体现为儒学。“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时，天时现在已经到来。最近国学专家、儒学研究人员非常忙。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现在搞传统文化、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东迎西请，不亦乐乎！”作者很敏感，描述也大致准确，只是基本立场我不太认同。
没错，“时势”确实能“造英雄”，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推崇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力量很有限，却既不想揣摩上意，也不愿依赖天时。另外，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退居守势是正常现象，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反倒有点行迹可疑，必须保持警惕。还有，儒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儒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文学者。儒学复兴，并不意味人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比如，我研究五四新文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也注意到，去年各地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不少学者已经调转船头，转而强调五四没有反儒、传统文化并未断裂，或批判五四新文化人之缺乏主体性、过于崇洋媚外等，确实是风气陡变，一叶知秋。
最后，回到“学科”与“学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学科兴盛，学人八面风光，路也走得比较顺畅，这我明白，也能充分理解。但多年经验告知，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最好分开来谈。具体的人文学者，任何时代都有因缘凑合而飞黄腾达的，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看问题最好大处着眼，切忌以自家境遇的顺逆与悲喜一路推演开去。作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介教授，谈及人文学的命运，我有三个维度——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位置、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空间。只讲天下大势，很容易显得空，没有说服力；只谈自己的境遇，很容易由自恋走向自闭；至于第三点，则纯粹是当教师的思维定势——我不能不为后来者考虑。
谈国家需要，也说个人利益；看前辈榜样，也观后辈出路，如此放长视线，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小而言之，在综合性巨型大学里，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大声地、合理地、聪明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赌气或骂街，那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
以上所言，既不是《隆中对》，也不含锦囊妙计，只是深信人文学存在某种危机，必须认真面对，而不是漠视或回避。面对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压力与需求，无论你选择何种应对策略，最好能保持对话状态，若一味孤芳自赏，不理人家，人家更懒得理你。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史研究，或许可以提供某种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
文章来源：本文为陈平原教授2016年4月8日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何为大学？”座谈会上的主旨发言，初刊2016年4月15日《文汇学人》第240期）转自：近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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