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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雨祖屋(二稿)

    类别:其他 作者:黑七段 给他发短信 日期:2019/6/20 19:28:12 网友阅读:183次 网友推荐:3次  字号:   

    风雨祖屋

    宏明

    01

    194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跨入第二年。在东北战场,久经战火考验的解放军四野于1947年5月至1948年初,以磅礴的气势,连续发动了多次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收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城市周围地区,陷入进退两难,困守无望的窘境。

    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双方总共结集了多达130余万军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决定未来命运的三大战役之开篇——辽沈战役前夕。

    但远离东北的江南太湖之滨,号称鱼米之乡的小城无锡,在长江天堑的庇护下,战争气息并不那么浓郁。

    这一天,民国37年(公历1948年)2月25日上午,在城市中心,春色灿烂的公花园旁边,大王庙弄九号门前,人来人往,分外热闹。

    原来这天,是诸家大孙子,也就是我——笔者本人,满月的庆典日子。

    这是一幢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式建筑,坐落在里弄当中。传统的灰黑色外墙,有着高高的,但可拆卸的门槛,以及两扇带雪亮铜环的对开大门,也是漆黑色的。

    房屋前后共分三进。头一进,两边的厢房原来是给下人住的,与正厅之间隔着一个石板铺设的小天井,天井西侧有一个通往备弄的门。备弄本来是用作放主人轿子的,就像现代人家的车库一样。

    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轿子进出过,小时候只看见里面放着只很大的黑漆棺材,阴森森的,怪吓人!后来知道,那是奶奶的寿器,这可是她的宝贝呀,隔三差五去看看,她才放心。

    接下来就跨入厅堂,也就是举办我满月庆典的地方。

    02

    厅堂,是略具规模的传统中式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一般占用面积较大。我家这幢祖屋的面积,直到90年代初拆迁测量时才得知,总共有400多平米,父亲知道了也吃一惊,没有料到祖屋有这么大!它可是位于闹市中心,崇安寺脚下的黄金地段呀。

    厅堂的面积大约也有八,九十平米吧。除按老照规矩放着长条供桌,红木茶几,八仙桌以及几张笨重的太师椅外,铺满大块正方形靑砖的地面显得很空旷,足够我们姐弟三人玩耍的了。大厅中那些由半球形石磴支撑着的顶梁柱,滚圆漆黑,我记得小时候自己两只手都抱不过来。

    厅堂后来曾被居委会长期占用,大跃进年代还当过街道工厂的金加工车间,放进好几台机床,整天轰隆作响。闹得我母亲头昏眼花,失眠体弱,那是后话。

    厅堂上方正中悬挂着一块长方形匾额,白底黑字,写着“明德堂”三个大字,落款是:朱熹。我长大懂事起曾长久迷惑不解: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诗人,教育家,他怎么可能隔空几百年,跨越三朝,来给清末的寻常百姓家题匾呢?

    这房屋是我祖父经手建造的,他曾在清末县衙门里当过师爷,但很早在我父亲儿时就去世了。匾额的来历,父亲也讲不清楚。于是我只能自己猜模领悟了。

    原来,朱熹虽然是宋朝人,但他的理学思想,对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影响极大,成为三朝官方极力推崇的哲学及教育思想,甚至把他看着继孔子后的又一圣人。他留下许多千古名句,如:“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守正直而佩仁义。”“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他强调的正,诚,善,义,无不与德相关,由此“明德”两字,确能较为贴切地反映朱熹的理学思想。

    当年祖父身为清廷衙门笔墨小吏,深谱此道。故而在家中正厅高悬“明德堂”匾额,以诲人明志,不足为奇。也许,在文字上确实是朱熹的墨迹也未尚不可。就像当代有些政府机关部门挂着领袖‘为人民服务’的手迹,也并非专门为他们题写的一样。

    “明德堂”——光明磊落,厚德载物。文至意达,它寄托着祖辈一个多世纪前对后代的期盼!

    03

    祖父早年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民国年代,我奶奶仅凭家中积蓄及出租部分房屋(主要是头一进的几间下屋)的收益,勉力培养我父亲读书。在有教会背景的无锡辅仁中学,父亲读完高中后,明白家境已经难以支撑自己继续上大学深造,尽管他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文科尤为出众,历任校刊主笔。但当时,他只能忙于寻找谋生的饭碗了。

    赶巧无锡邮电局招人,要知道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好工作依次是: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邮局;铁饭碗——铁路。因此,为了抢这只银饭碗,许多大学毕业生都蜂拥而至,父亲也去报考了,结果以第七名的成绩被录取!

    再回到我的满月酒宴上来。我写下的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自己亲眼目睹,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懂得什么呢?这些都是父亲后来陆陆续续告诉我的。

    据说,那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及父亲同事,包括我的老叔公,无锡著名画家诸健秋先生以及邮电局局长都来了。

    其中有一位女士,抱起我左看右看,动情地说:“多可爱的宝宝!可惜他也得不到爷爷的疼爱!”父亲连忙走过来招呼:“邓姐,您来啦!快入席吧。”并轻声劝慰道:“往事如烟,忠魂常在啊!”原来,她竟然是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邓世昌的孙女。

    邓世昌祖籍广东,但少年时就随父移居上海,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技能。甲午中日海战中,邓世昌在黄海率“致远”舰与日寇鏖战,为国捐躯。

    噩耗传到家中,邓世昌的孙女,也就是来我家的父亲女同事,那时才刚刚出世!从此阴阳两隔,跟我一样,也从未见到过自己的亲爷爷。后来,她到无锡定居,在邮电局工作。因此她也这天来了,由感而发。

    04

    前文说过,我家祖屋前后共分三进,主要以天井为分隔区。这第二进,就处于两个天井之间,它并非仅有一个厅堂。厅堂背面还有堂屋,灶间,及靠东的一间大书房,这是全家人平日活动的主要区域。

    堂屋是供家人用餐的地方,书房是父亲的领地。从书房南窗跨出去,有一块可以养花弄草的小天地,是父亲空闲时最爱逗留之处。

    自从我们长大读书后,每天晚上,父亲的大书桌就被我们占领了,姐弟三人在一架配着墨绿色灯罩的漂亮台灯下温习功课。父亲只得坐在傍边的沙发上看书,母亲则做着她永远干不完的针线活。一家子就这样度过每一个温馨的夜晚。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过问子女作业的习惯,更不要说辅导了。特别在我们小学时代,感觉学习完全是一种轻松自如的事情,用得着大人操心吗?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童年时代一段最幸福美满的时光,可惜太短暂了!

    家里堂屋朝北有一排落地门窗,打开它们,经过一个满铺六角形彩砖的大天井,就进入第三进,即所谓的深院内宅。

    内宅,是祖屋的精华所在:一幢三开间的二层木结构楼房,雕梁画栋,精致美观。朝南,有着整排装饰着木雕花及小方格的推窗,从那里可以伸出长长的竹杆,搭在天井上方,用来凉晒衣物。

    楼上东面主卧室的外墙上另开了一扇圆形小窗,配着浅绿色的玻璃,推开窗可以遥望远处古老的惠山山脊。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就从那里射入,尤为温馨明亮,这是全家人歇息酣睡之处。

    按原先的设计意图,楼上西面那个房间应该是旧时小姐的闺房吧?时代变了,我姐可一天也没有在那里单独住过,后来租出去了。

    05

    当我在襁褓中安然度日,开始呀呀学语之际,中国却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旧政权交替的生死大搏斗,处于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阵痛之中。

    1948年秋至1949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构成横渡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有利态势。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风雨飘渺,陷入即将土崩瓦解的危局。

    父亲由于幼年一直和我奶奶相依为命,忙于读书和生计,很少关心政治。有一次整理旧物时,我翻出几份当年父亲任主笔的辅仁旧校刊,看到上面确实都刊载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东西,不谈国是。

    父亲后来曾对我们讲起,学生时期也听说过陕北有朱,毛领导的红军,但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宣传中,那只是一支小小的造反流寇队伍而已,成不了气候,而且离江南远着呢!不当回事。

    当时学校里有个姓朱的男生,正好嘴上长了一小撮毛,同学就给他起了个绰号:“朱毛”,追逐嬉闹,喊得全校闻名,大家权当笑话。

    而如今,正是这支由朱,毛领导,指挥的部队,居然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解放军百万雄师排山倒海,即将跨越长江天堑,兵临城下。不由使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惊惧交加,无所适从。

    父亲不得不又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06

    父亲的第一次选择发生在1937年。

    那一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寇紧接着准备攻占南京。

    无锡在沪宁线上,是必经之地。当地政府机关一片忙乱,准备撤退。父亲那年才22岁,血气方刚,决心报名参加为抗战而组建的军邮局。

    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邮局要随军行动,以更好地为前方抗战将士服务。但这样势必离家远行,自己老母亲怎么办?他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

    我奶奶看出父亲的心思,指着老屋厅堂上“明德堂”的大匾,教诲道:“孩子,为人处世,要深明大义,具备大德。如今抗战救国,驱逐日寇,就是最紧要的大义大德。你放心去吧。再说留在无锡,你干什么呢?难道当汉奸!我现在还不是老得不能动,反正家里房子大,找几个老亲戚来陪伴就行了!”

    就这样,父亲和我奶奶洒泪而别,离开家乡无锡,随军逐渐往西撤退。

    谁知道,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一路大败。从上海退到南京,一个月后南京失守。又退到武汉,武汉保卫战失败后又退到宜昌,宜昌又丢了。最后总算在三峡守住,

    从此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了抗战大后方。经过国共合作,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日持久战,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父亲终于又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无锡。

    07

    少男离家老大还。父亲离家时还是毛头小伙,归来却已拖家携口:带回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我的妈妈和姐姐。

    原来抗战期间,长年离乡背井,父亲年纪也日益大了,举目无亲。军邮局长见我父亲为人忠厚勤勉,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他。我姐就是1944年出生在中国大西南贵阳的。

    抗战结束,军邮局随之解散,父亲仍回到无锡邮电局工作。虽说抗战时那段经历,纯属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但解放后,父亲和我外公干过国民党军邮的事,仍成了不光彩的政历问题,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

    尤其我那位当过南京军邮局长的外公,还一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不过由于他没有其它罪行,解放后不久便退休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就住在南京下关驴子巷,一幢前后两进的自家小院子里,颐养天年。

    父亲每年暑假都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去南京住上一程,陪伴外公,外婆。在我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整天坐着喝茶,读报,只关心时事,从不过问家务的老头子。他经常为报纸上所见所闻,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成就欢欣鼓舞,喋喋不休讲给我们听。还不止一次带领我们去观摩正在建设中的第一座南京长江大桥,兴奋得像个孩子。

    我总很疑惑:这样爱国的外公,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呢?

    他的儿女呢?大女儿就是我妈,抗战期间高中毕业后嫁给我爸,相夫教子,温敦贤良,一直当家庭妇女。他的儿子,儿媳,即我的舅父,舅妈则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共同为国家效力。舅妈北大毕业后还曾经师从过著名大数学家华罗庚院士,颇受器重。

    他们因为工作忙,表弟从小就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成为我们儿时的玩伴。不过由于他年龄比我小得多,避开了上山下乡运动。改革开放后考上南京大学,后留校在南大数学系当领导,不亏遗传了舅父,舅妈的优良基因。

    在政治上,我们下一代人,家家都有共产党员。

    08

    再回到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当时全家团聚,其乐融融。不久,我诞生了。奶奶如愿以偿抱到大孙子,更加乐不可支。

    不过,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有点怕奶奶,她一副威严的样子,到老也满头乌发。也许爱之越切,管之越严的缘故吧。假如我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奶奶就十分紧张,会在厅堂上焚香祷告,为我喊魂,祈求诸家列祖列宗保佑她的大孙子。而且还不许我进食,要热度完全退了才允许吃东西,说是祖传的规矩,这样不致积食而引发其它毛病。

    由此,奶奶在世时,我最怕生病了,主要怕挨饿!

    解放战争的枪炮声终于打破我们小家庭的平静。眼看国民党要大败,一时间人心惶惶,各级政府部门作鸟兽散。因为邮电局历来属于政府机关编制,同事们纷纷寻找出路,有的准备去香港,有的准备去台湾。走,还是留?父亲看着老母,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又难以抉择。

    这时可不比十多年前,奶奶越来越老了,而且她绝对不舍不得丢下祖传老屋的。父亲左右为难:既不能带着全家老小一起走,也不可能独自离开,因为一家子都要靠他的薪水养活呢!

    这时奶奶问:“不就是共产党的部队,解放军要来了吗?你打过共产党吗?”“没有。”父亲连忙回答。

    “你不但没有打过共产党,抗战时还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起抵抗日本鬼子!是吗?”奶奶接着说:“现在你不过是邮电局的一名普通职员,是平民百姓,怕什么呢?难道共产党来了,就不办邮电局了?老百姓就不要寄信,发电报了?”父亲无言以对。

    奶奶毅然决然说道:“我一把老骨头了,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人生一世,我经历了清朝,民国,日伪时代,难不成共产党来了就过不下去?”

    于是,父亲决定跟全家一起留下来。不久,那些赴台赴港的同事们纷纷相互告别,各奔前程。

    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九十年代里我家老屋拆迁,父母暂住在郊区租借的房子,等待搬往新居时,有几位港,台归来,到无锡探亲的当年邮电局老同事,好不容易找见我父亲,回忆往事,再也看不见我们老屋了!众人唏嘘不已!

    从四十年代未到九十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我家祖屋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伴随我们走过来的呢?

    09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了。邮电局作为政府机要部门,立刻实行军事管制。

    头一天,军管会的负责人召集留下来的人员开会,欢迎大家参加革命队伍,革命不分先后,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会上还宣布了对留用人员的三不政策:“一,不改变工作岗位;二,不改变工资待遇;三,不侵占私人财物”。

    军管后,除了平时多一些政治学习外,一切跟以前一样。父亲和同事们,也从内心希望能多学习,赶快进步。赶上新中国前进的脚步!

    本来父亲最担心的是工资待遇问题,一家老小要靠它养活啊!因为像父亲那样的邮电局资深老职员,薪金颇丰。当时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局内部都算收入比较高的,比刚招聘进来的大学生也高出许多。

    解放后,采取的办法是:假如按新的工资评定标准,父亲如果拿不到原先那么多钱,那就按照“保留工资”补足他原来的收入。对于共产党人真心诚意,实事求是,以及说到做到的作风,父亲和老同事们无不钦佩!父亲一直干到退休,拿的都是“保留工资”。

    由于心情舒畅,父亲和军管会的同志相处很融洽。因为他们大多是外地人,父亲也曾经漂泊异乡多年,深知离家之苦,有时节假日就邀请干部,战士到家里来玩。

    他们中有人看到我们家几口子住这么大的房子,不由惊叹:“你这房屋比我老家那里地主家的还大啊!”父亲有些尴尬地说:“我家可不是地主,房屋嘛,托祖上福吧!”

    父亲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爷爷怎么会留下这么一份家产,在新社会,可不是一件好事哦!

    父亲觉得,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挤在出租屋的情况下,自家的住房大,确实有点扎眼。另一方面,我小弟快出世了,家里开支也会增加。父亲跟奶奶商议后,决定再租出去一些房间。

    前文讲过,老屋的头一进,早已经租出去了。如今只有把第三进内宅底楼空着的两个房间,以及楼上的一间西厢房,打包一起租出去,因为奶奶和我妈都不希望住进来的人家太多。

    于是,在我奶奶过世前,祖屋一直维持着包括我们房东及两家房西,总共三户人家居住的状况,相处甚安。

    10

    1954年的那个春天,气候似乎有些阴冷。一个细雨迷蒙的夜晚,奶奶在老屋走完她人生的最后旅程,与世长辞了。享年79岁,已算是高寿。

    她老人家生前念念不忘的寿器终于派上用场,奶奶入殓后,那口高大的黑漆棺材仍然搁在厅堂正中两条长板凳上好多天,迟迟不见出殡,我想奶奶是不是舍不得离开老屋呀?

    原来,父亲采用了民间办丧事的最庄重礼仪——九朝。后来听邻居说,很少看见那么隆重的葬礼。

    当年我还年幼,只记得家里突然簇拥进来好多人,还有不少和尚,道士,尼姑,终日念经作法,装神弄鬼。

    出殡的那天,家门口大放炮仗,震耳欲聋。棺材抬出厅堂后,暂停在头道天井里,点烛焚香,又拜祭一番,叫做启灵祭奠。

    我最难忘的是,最后有个“点主”仪式:即请来当地有名望的人,用朱砂笔往奶奶牌位上原来写的王字上加一点,使“王”字变成“主”字,俗称“成主”。据说经过这么一弄,奶奶就升天成为神灵了。

    更玄乎的是,点笔人接着将笔往右后方一抛,大人早已吩咐过,在场的孩子立刻一涌而上,去争抢那支朱砂笔,按照老话说法:谁能抢到,以后读书一定聪明。结果被我抢到了!

    四周围观的人一齐起哄:老祖宗到底最心疼,最向着大孙子呀!那热闹的场面,似乎冲淡了一些葬礼上阴沉悲伤的气氛。

    奶奶走了!她的在天之灵真会保佑我吗?祖屋伴随她度过不容易的一生,在她的庇护下,总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但它以后的命运怎么样呢?

    11

    奶奶去世的那年夏天过后,我就上学了。那所学校,就在我家里弄西头。原来有一座大王庙,解放后拆毁了,又填平了旁边一个叫“白水荡”的小池塘,建成这所“白水荡小学”。还附带幼儿园呢!我的三年幼儿园生活也在那里度过。

    后来我们这条大王庙弄,也正式更名为“白水荡”。改革开放后,又成了“白水荡小区”。

    学校离家近,好处真多!大热天,我可以利用下课休息那几分钟时间,奔回家去喝点凉开水解渴,妈妈总会准备好的;春初秋末,天气变化无常,如果气温骤降,我可以随时返家增添衣服,不会像其他同学那样冷得瑟瑟发抖;如逢老天作怪,放学时际突降大雨,妈妈来送伞也很方便。

    我那一小组的同学们也沾了光:放学后首先聚集在我家厅堂里做功课,那时候作业负担很轻,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接下来,大家就是玩!

    城中心的公花园近在咫尺,就像是我家后花园,我的少年时光不少就是在那里消磨掉的。

    记得,当时小伙伴们最热衷的一款游戏,名叫“咔嘛”,也不知为啥取这个名。

    公花园里的东,西两端原来各有一个小土包,后因地制宜修筑成两座假山。东面假山上有一座宝塔,西面假山上则有一座凉亭。小伙伴们平均分成两小队,各队以其中一座假山为据点。

    然后,大家在公园里分散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就互相寻找“捉拿”对方小队的人。如先发现“敌人”,就择机大喊一声:“咔嘛!”,并将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张开,作出手枪的姿势指向他。这时对方只准原地站住不动,等你过来抓。但规定必须在五步之内手能够碰到他的身体,这样他就成了你的俘虏。否则,他就能反过来“咔嘛”你,同样必须在五步之内抓到你。

    因此,如何首先发现对方,并在适当的距离内喊“咔嘛”!至关紧要。这是对小伙伴们反应速度和判断能力的很好考验。

    抓到“俘虏”后,就把他押回己方据点,“囚禁”在宝塔下或凉亭里。谁先将对方小队的人员全部“咔嘛”掉,当然就赢了!

    这种半军事化的集体游戏特别吸引男孩子们,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玩,时而为对方是否犯规争执不休,吵得面红耳赤,不到天色渐黑,决不收兵!现在看来,这可比成天玩电子游戏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益多吧!

    碰到下雨天,放学后就只能在我家厅堂里玩了。什么飘洋牌,打弹珠,夏天斗蟋蟀,冬天斗鸡(不是鸡斗,而是人斗)------那一片方砖地成了我们的娱乐场!

    12

    在我的记忆中,宽敞明亮的祖屋厅堂,也是父辈们的休闲好场所。

    当年邮电局的同事们组织了一个“华光”民乐团,父亲也参加了,他在其中吹笙。这种乐器,很难演奏,现在不多见。成语“滥竽充数”中南郭先生吹的就是类似玩意儿。

    乐团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我家厅堂排练,有时晚上还举行舞会,真是笙歌夜舞,乐而忘归!

    我耳濡目染,长大后,也喜爱音乐。还无师自通地学会笛子,二胡,小提琴等乐器,尽管是三脚猫,但在下乡插队和进厂劳动期间,也能够在文艺宣传队里混混。

    听父亲说,当年“华光”民乐团可挺有名气,上面还打算将其人员全部收编进市歌舞团呢!父亲和同事们私下商议却不愿意,因为他们只喜欢业余玩玩,谁也不愿意吃专业饭,去受管束。再说,邮电局的工作实在不错,“银饭碗”哪舍得丢掉啊!事情就此作罢。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我突然觉得自家住的房子怎么越来越少了?首先,厅堂成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接着又成了里弄工厂的车间,我们再不能随便去玩了。

    渐渐,祖屋里最好的房间,即第三进内宅楼上的东厢房,也不归我家住了。奇怪的是,我们在自家祖屋里经常搬来搬去,却越搬越小,越搬越差。

    13

    以后我才知道,自1956年起,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工矿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城市私有房屋则采取国家经租的方式,即在一定时期内对房屋所有者采用类似赎买的政策,即国家给予固定租金,来逐步改变房产的所有制。

    也就是说,从此,除了经核定的自留房外,我家对自己祖屋的其它部分,再也没有任何使用及支配权力了。所谓“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固定租金”,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呀!

    父亲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国家机关干部(那时邮电局属市政机关),经组织多年教育,有一定觉悟,对私房改造内心并不抵制。

    原本他一直为私房问题烦恼不已:奶奶去世后,家里大小事都要他做主。老屋年代久了,日常的修旧补漏,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房东他管。房西们则来去自由,从二,三户,最后演变成六,七户之多。加之租住进来的有先有后,家境,素质各不相同,每月收缴房租电费就令人头大。幸亏那时自来水还是各家自己挑的(里弄有公用水龙头),不用算水费。

    小时候,我常常听见父亲叹息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没有私房就好了!”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理解,人人都在为能有自己的房屋而奋斗,怎么会不喜欢私房呢?更有些人甚至囤积房屋谋利,全然不顾“房屋是用来住的”这个道理。

    可是在五,六十年代,城市里大多数人居住的是公租房,由单位按需要分派。假如你有私房,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房屋,人家倒会用异样的目光看待你:是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呀?

    我父亲单位条件很好,早先就有“邮电新村”。凭父亲在邮电局的资历,假如我家没有私房的话,完全早已可以分配到邮电新村的住房,又何必生出那么多烦恼呢!

    最近看见国外有篇文章谈到,如果房租仅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人们就会感到生活幸福。而当年市区房租普遍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只占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吧,怪不得居民们的幸福指数那么高!谁还在乎私房呢?

    14

    祖屋在风雨飘渺中逐渐离我们而去,而离得我们最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不但离开了老屋, 还离别了故乡。

    父亲由于上述历史问题,文革中受到冲击,老屋的外墙上贴满大字报,风吹雨刮,斑驳陆离。到运动后期,69年冬天,父母终于一起被下放到苏北农村,老屋则全部被安排给其它人家居住。

    其时我们姐弟三人,早已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了,大姐在宜兴山区,小弟远在新疆,于是父母就选择到建湖县跟我团聚。

    从此,对远在故乡的祖屋,全家人只有遥想,我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岁月如流,很多年过去,我已经在当地上调进县里工厂工作,年龄过了三十岁,父母亲只得准备在苏北为我置房成家。

    谁知道到了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起,把我们全家人又陆续送回家乡无锡!随即落实政策,父亲在抗战中的那段经历,从历史的眼光看,有功无过。文革中没收的房屋又归还了,饱经沧桑的祖屋重新迎回它的老主人。

    随着子孙后辈逐渐长大,各自成家立业,老屋也渐渐容不下这么多人。89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单位因为要留住我,同意将在苏州工作的妻子调进我厂,特地分配给我一套住房,我就搬出去了。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城市中心改造时,我家祖屋首当其冲,面临拆迁。父亲有些伤感,只觉得祖上传下的房屋,最终到自己手里没能守住。他时常望着奶奶的遗像发呆,内心想着将来到地下怎么向她老人家交代?

    我深知,父亲对老屋真是爱恨交加啊!

    那时的拆迁政策很不如人意:是根据房屋里的户籍人数,而不是依照房屋面积大小来安置的。我小家庭的户口都不在那里,所以连分房的资格都没有!姐姐早出嫁了,当然更没有。最终仅我小弟分配到一套大户,我父母分配到一套小户,另外还给了2万元补偿。百年祖屋就这样寿终正寝!

    15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父亲是在祖屋原址附近的新公房(当时还没有房改)里,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既没有距祖地太远,又满足了他平生向往住公房的心愿!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心的地价日长夜大,寸土寸金,拆迁户的民生权利保障也更加完善了。知情者谈论起我家的祖屋,无不扼腕叹息:“你家的老房子拆得太早啦,你们吃亏大了。如果放到现在,该补偿多少钱啊!”

    我默默望着如今城中的白水荡小区,只见几排整齐划一的火柴盒般的楼房,高高耸立着。在古色古香的“崇安寺”牌楼映影下,显得那么不协调。

    原先鸟语花香的公花园,现在已成为熙熙攘攘的集市场,再也容不下孩子们玩什么“咔嘛”游戏了。而如今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人们,一有机会,都趋之若鹜地奔向外地古镇,去寻觅故乡的回忆。

    我不禁想道:“我家的祖屋如果放到今天,还会被拆掉吗?

    于 2019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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