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来临，方一丰的工作重心转向他本人的职称材料上。评定中学语文一级教师职称已有六年时间，作为学校领导和专业教师，他一直担任着语文教学，但能否成功申报高级职称，方一丰心里没底。
一有空闲，方一丰就呆在电脑桌前敲敲打打，他必须完成繁琐的送审材料，包括个人述职报告一份， 3000字以上的教育论文和教学论文各一篇，各种表格如评审登记表和工作表，连续5年的年度考核表，还有毕业证、资格证、获奖证、继续教育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这些只是常规材料，作为校长，他还必须提供连续5年的教案本，还有教育局的评价证明材料。另外，有没有县级以上荣誉证书很重要，是否在市级以上教育教学报刊上发表论文也有关系。一些人开始时雄心勃勃，每天忙着写材料，三更灯火五更鸡，仿佛当年高考时。可是做着做着碰到不少问题，于是半途而退，偃旗息鼓，过几年再说吧。
评职难，评高级更难，通过率堪比重点大学录取率。过来人如此总结，评高级，不仅要有硬邦邦的“证书”，还要有上下疏通的“门路”，只有“硬件”、“软件”两手抓，评职才能顺利过关。有人一年轻松通过，有人四年没有通过，其中奥秘就在这里。难怪有人感叹：评职难，难于上青天！
中文系毕业的方一丰，驾驭起文字来得心应手，当他把洋洋洒洒3000多字的个人述职报告交给语文教研员审阅时，他是颇具信心的。孰料，教研员看了看，嘴角浮起轻蔑的笑容：“方校长，你是写人物传记，还是作工作报告？”
方一丰懵了。教研员“刷刷”几笔，给方一丰的述职报告设定了几个小标题，接着大笔如斧，砍掉了他的抒情文段，然后像上课老师将不合格的作业丢给学生一样，要求方一丰重做。方一丰讪笑着，悻悻告辞而去。
方一丰约见了局职改办的巫主任，请求巫主任在评职中关照关照，指点指点。
巫主任沉默片刻，开口了：“你以校长的身份去评高级，按当前资历确实有点困难。这样，你以教导主任的身份去申报，把握大些。”
方一丰像是吃了一粒定心丸，不由分说拉着他和另一名干事去吃饭，饭后邀请他们去洗脚房，尽兴而归。
学期结束前，学校进行教师年度考核，其中有一个县级优秀教师名额和四个年度优秀的名额，方一丰占了县级优秀名额，将年度优秀名额分配给今年参评职称的老师。单位评优评先，优先给当年评职的教师，这是传统。表面上举手表决充民主，实际上轮流坐庄享实惠，大家心照不宣，皆大欢喜。
放假了，方一丰呆在办公室修改材料。校园冷清，少了往日的喧嚣，偶尔有树上的鸟雀吱吱喳喳地鸣叫。奇怪的是，校园里经常看到一名女老师的身影，她是八年级的语文教师石早月，一个身材娇小但有点自负的人。方一丰记得，她从县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巾，上课挺不错的，尤其是普通话非常标准，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县朗诵比赛获过奖。前任校长对她赏识有加，据说要认她为干女儿（也有人说，是她主动认前任校长为干爹）。自负的人就是不一样，她谈恋爱的速度不亚于刘翔的跨栏速度，与本校的一名男教师打得火热，不到10天时间同居搞掂，一个月后他们举行正式婚礼，属于闪婚一族。
方一丰纳闷的是，已经结婚生子的石早月，放假了为何独自住在学校宿舍。石老师的解释是，她应邀给一名学生补课，住在学校宿舍方便些。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偿家教相当普遍，这种现象，既反映了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心态，也反映了当前学校的教育困境——家教是补其所短，还是画蛇添足？据说，“一对一”的家教一个小时50元，或者办成一个班上课，收费更为可观。面对漫长假期，家长将子女交给老师看管，老师进行收费管理，双方互赢，何乐而不为？
几个月后，方一丰隐隐听说，石早月与补课的学生家长关系暖味，该家长是当地的一名沙场老板，已经“借”了不少钱给她打牌。此事是否空穴来风，只有当事人清楚。
经过半个月的伏案工作，方一丰的评职材料基本完成。初次查验时，负责职评的巫主任突然告诉他，根据市里要求，学校行政人员必须按职务如实申报，也就是说，方一丰不能以教导主任的身份去申报。看着巫主任似笑非笑的脸，方一丰感觉到自己被当作猴耍了。他拿回材料，回到家加班加点到凌晨三刻，清理出连续5年的教案，次日跑去教育局补写出校长评价证明材料。
方一丰把材料重新交给职改办，初检顺利过关，他如释重负。不过好景不长，三个月后，他的评审材料在省高评委会上没有通过，路漫漫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