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其过程机制
——以“淄博烧烤”为例
摘 要
基于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淄博烧烤”为例，剖析其火爆的演化过程和根本原因，给出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型，探讨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认为：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是导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而学子报恩事件、网红效应、地域文化、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秩序建设共同构成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五个基本维度。从过程机制看，学子报恩事件是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导火索，网红效应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催化剂，“好客山东”地域文化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文化基础，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管理基础，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其城市情感治理的社会保障。由此可见，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修复城市情感创伤的合理、有效的工具。作为对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情感治理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缺乏人情味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情感治理;城市治理;网红效应;情感传染效应;淄博烧烤;
作者简介
何斌，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简浩，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倪钢，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霍文宇，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卫敏，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2023年“五一”期间，“淄博烧烤”冲上热搜，频繁登上美食 C 位和社交 C 位，淄博也成为新晋“顶流”旅游目的地，再一次引发了有关城市治理的热议。很难想象一个小小的烧烤居然能如此火爆。“淄博烧烤”表面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实际上映射了城市治理的新风向。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新模式，贯穿于“淄博烧烤”中的城市情感治理无疑对培育淄博的城市情感、增加城市团结和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以“淄博烧烤”为例，探讨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价值。
国内关于情感治理的研究主要始自《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016年联合召开的“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心态与情感治理”圆桌会议，该会议对西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在理论上确立了对情感治理的必要性、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认识。圆桌会议会后，周晓虹、何雪松、王俊秀、刘能、陈昌凯、李向平、成伯清、汤景泰和桂勇等学者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与情感治理相关的系列专栏论文。随后，情感治理的研究引起重视和关注，并逐步从社会治理走入城市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领域。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现有情感治理研究特别是关于城市情感治理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长期以来，关于城市治理及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司法、行政、制度等管控模式的刚性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以情感治理为代表的柔性治理手段。由于城市治理比较复杂以及我国现代城市发展历史比较短，比较而言，以宏观社会和微观社区为背景展开的情感治理研究相对较多，而以中观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展开的研究较少，涉及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城市情感治理研究则更为少见。此外，“情感”到底是一种治理手段抑或治理对象，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无论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还是治理手段，情感治理对于城市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根据上述现状，本文基于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淄博烧烤”火爆的演化过程和根本原因，并给出淄博城市情感治理模型，揭示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希望本研究，在理论上能对丰富国内情感治理研究有所贡献，实践上能为国内城市情感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
情感治理及其内在逻辑
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这一内涵揭示了情感治理的目标特征和弹性制度化特征。作为管控模式或刚性治理的对立面，情感治理是一种有人情味、有温度的柔性治理手段，其价值在于控制和引导城市治理中产生的情感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降低现代城市治理成本的价值，是对司法、行政、制度等刚性治理手段的合理补充。尤其当现行的司法、行政和制度等刚性治理手段在面对商家、市民采取不合作行为时会表现失灵，情感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一种新模式，是对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的一种必要补充，也是对传统情感管理在城市场景的进一步深化。因此，情感治理是城市治理无法忽视的重要维度。情感治理在治理重点、治理方式、治理特点等方面与刚性治理有着显著区别，见表 1。
情感治理虽然是一种柔性治理手段，但也有其治理目标和弹性制度化特征，因此，情感治理必然涉及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本文认为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情感治理的历史文化逻辑
西方社会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但也不完全排斥情感及其情感治理的社会价值。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西方就有关于情感与治理的话语，“情”也是西方社会处理组织内外部关系的三种手段之一。事实上，社会秩序良好既要有理性制度保障，又依赖于社会情感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取决于人
们之间内在情感和道德的统一。情感作为生命价值的载体，也承载着社会秩序的价值，而且还是社会冲突的凝结点。
情感治理在中国社会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情”为先，“理、法”其次，这是中国社会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传统法则。以“情”为先的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基础，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强调成员对“家”的忠诚。合“理”却不合“情”的举措，是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而合“情”但不合“理”的行为，却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宽容或默许。“法无可赦，情有可原”，中国人对事物的评价常常不是从“事理”角度出发，理性地比较和判断的，而是从“情”的角度出发，充满感情色彩地权衡并作出取舍。
（二）情感治理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情感哲学，中国的儒、道、佛都将情感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存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就不能不讲情感，只有情感才是人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才能解决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研究近年来积极应对社会发展现代性和复杂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对西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了情感的社会价值和地位，重新确立了对情感治理的必要性、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认识。
事实上，情感治理绝不是行政上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并不会真正意义上消解正式的规则治理或行政治理，也无法替代制度治理和技术治理，而是作为一种“有温度”的柔性治理方式与正式的规则治理融合互嵌。高度重视理性的西方社会也并不完全排斥情感及其情感治理的社会价值，甚至认为情感作为理性化社会的润滑剂，既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又能够起到优化社会结构的作用。
（三）情感治理的现实逻辑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城市或城市社区总体而言仍是一个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尚未完全被打破，城市所蕴含的互助性、归属感和亲密感等情感因素在基层治理中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总体还是“家文化”的，家庭是“小家”，城市是“大家”、是“娘家”，“家”的情感是绕不开的话题。城市治理实践中，有时握握手、拍拍肩、坐下来喝杯茶或吃顿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感情牌”，就有可能因“给了面子”而轻松地化解原本较为棘手的难题。通过共情，让各方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处境，体恤他人的难处，在体谅和包容中消解矛盾，这是城市治理中常常行之有效的做法。
从市民和城市的关系逻辑来看，城市认同反映了市民对城市功能状况的认可程度以及市民与城市的情感联结强度，它是城市治理建设的核心，包括功能认同与情感认同。其中，功能认同是市民对城市功能的满意度和认可程度，体现为市民对城市的便利程度、管理水平、环境条件以及城市能否满足家庭需求等方面的认识；情感认同是市民与城市的情感联结以及在情感层面上对城市的接纳和认可程度，表现为市民是否在意他人对自己城市的看法、对于城市是否具有特殊情感（如家园感）、城市是否成为自己生命意义的一部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治理的现实来看，功能认同是优势，但情感认同是短板，许多市民只把城市当作一个落脚点，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我国现代城市治理亟待大力提升的方面。
（四）情感治理的治疗逻辑
在当下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期，由情感正义受辱所引发的城市怨气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也是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困局与个体焦虑”的一种现实。如何通过情感疗愈提升市民的存在感、利益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在城市怨气爆发前进行主动化解，实现城市的情感认同，是我国城市情感秩序良性建设的迫切目标。从个体层面来看，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个体的情感（尤其是受过情感伤害的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环境因素的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激发相应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比如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影响机体的生理和代谢功能，表现出一定的生理疗愈作用。也就是说，面对现代城市因诸如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所引发的情感正义受辱或情感创伤，“心病还需心药医”，情感治理是最好的疗愈策略，这就是情感治理的治疗逻辑。
概言之，情感治理的上述四重逻辑相辅相成，成为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如图 1 所示。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文化传统及其文化积淀构成了城市情感治理的历史文化逻辑，社会学理论对情感的转向和关注形成了城市情感治理的理论逻辑，丰富的基层城市治理实践催生了城市情感治理的现实逻辑，而城市情感创伤对情感治理的依赖性决定了城市情感治理的治疗逻辑。
一方面，情感治理的上述内在逻辑为“淄博烧烤”及其城市情感治理提供了逻辑合理性分析依据；另一方面，“淄博烧烤”火爆的演化过程及其“以情感联结重构政府、商家和市民之间人际互动关系，增进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式又生动地诠释和验证了上述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
三
“淄博烧烤”火爆的演化过程及其城市情感治理
2023 年“五一”期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淄博快速登顶全国热门景区榜首，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新晋“顶流”。据悉，淄博旅游住宿预订量比 2019 年上涨 8 倍，旅游订单增长超 20 倍；“淄博烧烤”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7 亿次；在抖音和快手平台，“淄博烧烤”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 105 亿次；小红书笔记超过 67 万篇。其实早在 2023 年 3 月，单日到达淄博高铁站的人数就曾达到 5 万，超过当地历年春运日客流量。从经济、地理和旅游资源来看，跟全国其他具有优秀旅游资源禀赋的城市相比，甚至跟同省的青岛和济南等城市相比，淄博都没有任何优势。它既不是养牛和养羊的原发地，也不是中心城市，交通也不是特别便利，是一个“不起眼”的三线城市。从烧烤产业来看，烧烤既不是淄博最重要的产业，相比东北烧烤、济南烧烤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先天禀赋缺乏，后天禀赋不强”的“淄博烧烤”为何能脱颖而出，火爆出圈？其火爆出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淄博以情感为核心展开的城市情感治理，打开了人们的“情感开关”，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是“淄博烧烤”火爆的根本原因。
（一）学子报恩事件是“淄博烧烤”火爆的导火索
“淄博烧烤”火爆的背后，缘起是一场情感事件，即学子报恩事件。2022 年 5 月新冠疫情期间，山东大学数千名大学生被转移至淄博方舱进行隔离。与大多城市“将承接异地隔离任务视为负担”不同，淄博政府和人民对这些大学生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调动全市的资源来接待这批大学生，从物质方面到精神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贴心措施，让这批大学生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暖心和舒心。尤其是隔离即将结束之际，淄博政府还特意包下了全淄博的烧烤摊为大学生们饯行，给了大学生们一个特别暖心的惊喜。备受感动的大学生们返回学校后，一直没有忘记那顿情深义重的烧烤。在 2023 年春天，大学生们以“特种兵式”团建旅游的方式带着他们的同学和朋友重返淄博，相聚吃烧烤。学生们边吃烧烤，边通过短视频、网络平台发文等方式，表达对淄博的感激、感恩和感动，很快去淄博吃烧烤的浪潮席卷全国，最终带旺了“淄博烧烤”，让“淄博烧烤”成为“网红”，让原来“不起眼”的淄博成为 2023 年“五一”期间国人向往和关注的地方。
从事件营销视角看，事件质量显著提升顾客关系型心理契约，从而提高顾客消费意向。作为心理契约的重要维度，关系型心理契约倾向于建立情感联系，侧重于长期利益。毫无疑问，学子报恩事件在参与性、话题性、趣味性和共感性等方面呈现了极高的事件质量，是“淄博烧烤”火爆的直接导火索。换言之，由学子报恩事件引发的淄博与大学生等消费者的“双向奔赴”，打开了消费者的“情感开关”，构建了淄博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拉近了淄博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从而增强了消费者的关系型心理契约，最终提升了消费者对“淄博烧烤”的消费意向。
（二）网红效应是“淄博烧烤”火爆的情感催化剂
在数字经济时代，东西再好，不做营销也是不行的。为了打造“淄博烧烤”，淄博政府精准地抓住了“学子报恩事件”这个契机展开事件营销，以情感营销为核心，通过整合口碑营销、裂变营销、社群营销等多种营销策略，让“淄博烧烤”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得以广泛传播。比如，在各类媒体饮食类节目中，让“淄博烧烤”频频出镜；各路网红（包括淄博文旅局长）和大 V 也纷纷为“淄博烧烤”代言；通过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让各种体验短视频频繁地触网。这些营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和激发了人们对烧烤“烟火气”的强烈情感需求和心灵共鸣。尤其是 2023 年 3 月以来，大学生们一拨接一拨的团建旅游烧烤打卡活动，启动了“短视频＋美食”的密集互动营销，最终让“淄博烧烤”脱颖而出，带动淄博成为“网红城市”。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无疑是“淄博烧烤”火爆的重要推手，近几个月来在百度、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书等网络或社交媒体上，哪里有流量哪里就有“淄博烧烤”。
从事件营销视角看，除事件质量外，事件传播有效性也会对顾客消费意向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传播和用户交互显著提升，网络媒体传播日益成为事件营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不同的传播有效性对顾客消费意向影响会有差异。显然，“淄博烧烤”火爆出圈，既离不开淄博与学子的双向奔赴（高质量的情感事件），也离不开社交媒体的“流量种草”（有效的事件传播），二者共同成就了这份“沉浸式”互动旅游新体验。借助网红效应，淄博与山东大学学子的情感联结，扩散成为全国学子乃至全体消费者与淄博的情感联结，拉近了消费者与淄博的情感距离，增强了淄博与消费者的关系型心理契约，提升了消费者对“淄博烧烤”的消费意向，最终促使“淄博烧烤”火爆出圈。
（三）“好客山东”地域文化是“淄博烧烤”火爆的情感文化基础
2007 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叫响“好客山东”的旅游形象口号。近年来，“好客山东”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正是在“好客山东”这个品牌大背景下，淄博力推具有地方特色的“淄博烧烤”。“淄博烧烤”的主要特点在于“小火炉”和“三件套”。首先，淄博是为数不多保留“独立小火炉、纯炭有烟烧烤”的城市之一。每桌都有独立的小烤炉，上桌的烤串为半熟品，需要由食客自己掌握进行再加工。“小火炉”很有“烟火气”，而“自主烧烤”增加了食客的参与度、体验性和仪式感。其次，店家提供“小饼、小葱、酱”三种辅助食材，即“三件套”，食客可用来裹住烤串吃。“三件套”赋予产品亲切感、体贴感、舒适感等增量价值，能获取客户心灵的认可和认同。通过“小火炉”和“三件套”，淄博烧烤所营造的和谐氛围和浓烈的人情味，抓住了人们因疫情导致情感压抑需要宣泄的机遇，让食客能真正感受后疫情时代久违的烟火气息，体会淳朴的市井文化，这就是“淄博烧烤”的魅力。
从文化视域看，地域文化是间接原因，文化认同是直接原因，地域文化通过激发消费者的文化认同进而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其中，地域文化体现在方言、特产、风俗习惯和传统技艺四个维度，而消费者的文化认同包含认知性、情感性和行为性文化认同。“淄博烧烤”正是通过展现“好客山东”的地域文化，促使消费者对淄博产生认知性、情感性和行为性的文化认同，最终提升了消费者的烧烤意愿，推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一方面，“小火炉”和“三件套”融合了本土文化和地域特色，符合人们对美食的追求，能激发消费者对淄博当地文化的好奇与喜爱（即认知性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透过“淄博烧烤”这扇窗口，消费者对淄博“好客山东”的地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情感上形成对淄博的联结和依附（即情感性文化认同），进而产生了“进淄赶烤”的消费意愿（即行为性文化认同）。因此，“淄博烧烤”火爆出圈是“好客山东”地域文化和“长期主义”的胜利，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
（四）城市服务管理是“淄博烧烤”火爆的管理基础
“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离不开有为政府的担当，更离不开政府职能“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搭台，构建烧烤营商环境
对于烧烤市场，淄博政府的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扶持和规范。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烧烤摊因“影响环境和空气质量”而被很多城市关闭或限制经营。但在淄博，烧烤不但“合法合规”，还有各种相关的烧烤扶持政策和举措。例如，政府主导成立了烧烤行业协会，并且规定“五一”是烧烤节；政府出面协调，开通从济南到淄博的“烧烤专列”；新增 21 条“淄博烧烤”公交专线，覆盖主城区热门烧烤店；定制“淄博烧烤地图”，方便游客；通过银行金融机构，为当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烧烤贷”等专项特色普惠金融产品；通过高校和研究机构，为烧烤烟气处理和排放改造提供技术支持，等等。同时，还出台了规范烧烤市场的各种禁令：所有出租车司机在烧烤旅游期间不允许拒载乘客，不允许涨价多收费，否则予以取缔；所有商家绝对不允许缺斤少两，否则予以重罚。
作为齐国故都，淄博政府不在历史、文化、景点、景区这些大的心理账户上与其他城市争抢，而是以烧烤这个具体的“点”微观切入，通过“烟火气”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并通过小烧烤带火了大经济。某种意义上，“淄博烧烤”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淄博政府，当地政府不是把“以民生为重、以人性化需求为导向”当作口号，而是顶住压力、敢作敢为，展现了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担当。
2.与民方便，不与民争利
在淄博政府的组织下，工商、行政、文旅、社会治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所有部门联动，合力开展“烧烤护航行动”，强化烧烤行业的市场化管理，包括店铺管理、酒店管理、食材管理、质量管理和价格管理等。面对外地涌进来的游客，当地 200 多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主动把停车场和厕所腾出来，免费向游客开放；工商、消防、警察、文旅等部门现场办公，只为给游客提供“家一般”的体验；公安系统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市场监管部门严格质量检测，做到全覆盖；交警集体出动，既当管理员又当“导游”。在淄博，自上而下散发出来的浓浓人情味，激活了当地百姓的团结力和荣誉感，大家“劲往一处使”，用心地做好烧烤，周到地做好服务，从政府到市民居然没有一个掉链子的。从本质上看，淄博能火爆出圈，烧烤只是“道具”，以服务为核心的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才是促成这场双向奔赴的内核。
（五）社会秩序建设是“淄博烧烤”火爆的社会保障
“上下同欲、同心同德”是淄博社会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淄博之所以能够突然火爆，表面上“火”的是烧烤，其实真正“火”的是城市治理。为了当地建设和发展，政府、商家和市民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默契，是淄博“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集中表现，是对当地（和谐）社会秩序建设的高度认可。店家说，为了淄博拼了；市民说，为了淄博要注意所有言行，不能给淄博抹黑。“上下同欲者胜”，淄博的城市治理既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结构，也体现了“让群众拥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淄博也因此成为人们心中“期待的城市”的样子。
“诚信自律、责任荣誉”是淄博社会秩序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成果。“诚信自律”本应是社会和市场最基本的信条和行为准则，遗憾的是很多城市、很多商家依旧难以践行。难能可贵的是，无论烧烤多么火爆，淄博商家都能守住诚信底线，做到服务“不宰客”。根据有关报道，曾有打假博主故意“找茬”，暗访当地多家烧烤店铺，从未发现缺斤少两；数百万人“进淄赶烤”，出乎意料的没有差评！不仅如此，淄博市民肩负城市责任感和荣誉感，诸多行为举止展现了淄博人民的热情好客和率真，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诚信秉性。例如，下班后边走边捡垃圾（只怕给外地游客留下不好的环境印象）；主动把排队等来的车位或座位乐呵呵地让给外地来的游客；周末市民自己不吃烧烤，让外地人先吃起来，等等。
综上，学子报恩事件、网红效应、“好客山东”地域文化、以情感为核心的淄博城市服务管理和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五大要素（如图 2 所示），它们以“五位一体”的方式推动了“淄博烧烤”的演化发展。
（六）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型
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的过程中，除了烧烤的消费体验之外，其实更吸引人的是淄博政府乃至普通市民的真诚朴实和热情好客，是这座充满“好客、善良、厚道和淳朴”情感的城市。不管是学子报恩事件和网红效应，还是“好客山东”的地域文化，以及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秩序建设，都充满了浓浓的“情感”，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治理（即城市情感治理）才是“淄博烧烤”火爆的根本原因，也由此促成了其独特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式（如图 3 所示）。图 3 表明，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由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情感”贯穿于其中的各个子维度之中。正是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治理，让淄博成为一座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城市，让当地百姓成为一群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人；也正是这种情感及其情感治理，通过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传递给了山东大学的大学生，让他们也成为一群知恩图报的有情感的年轻人；然后通过大学生的种草效应和相关的网红效应，这种情感又得以扩散到互联网，传播到全国，最终引发了“进淄赶烤”现象和热潮。“淄博烧烤”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成为三年疫情后人们心中“期待的城市”的样子，它唤醒了陌生人之间一种久违的真诚、热情和善意，它唤醒了人们心底的良善和真诚。
（七）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
从图 3 来看，“淄博烧烤”成功的必然性在于淄博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体现在学子报恩事件营销、网红效应扩散、地域文化吸引、城市服务管理支持和社会秩序建设等方面。其中，学子报恩事件和网红效应是“淄博烧烤”火爆的外因，而“好客山东”地域文化、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和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其火爆的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些维度五位一体，内外因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
综合图 1~图 3，并从淄博城市情感治理扩展到更一般情形，可以得到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城市情感治理过程机制（如图 4 所示）。图 4 表明，情感治理的四重内在逻辑是城市情感治理的依据，而城市情感治理的五个维度五位一体、内外因协同作用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情感事件营销和网红效应扩散是外因，而地域文化吸引、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和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内因。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性化需求满足为出发点，以情感治理补足刚性治理短板，从内因着手练好内功，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再造“另一个淄博”的必由之路。
四
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启示
基于城市情感治理的内在逻辑，本文以“淄博烧烤”为例，分析其火爆的演化过程和根本原因，探讨城市情感治理的过程机制。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为现代城市治理带来了以下启示：
1. 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情感治理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修复城市情感创伤合理、有效的工具。
从“淄博烧烤”及其城市情感治理来看，情感或情感治理本身就是城市治理过程中需要观察或关注的核心内容，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具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因为正是情感治理让淄博成为一座有人情味、有温度的城市，让当地百姓成为一群有人情味、有温度的人。同时，情感治理又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因为通过共情或情感传染效应，情感治理打开了人们的“情感开关”，构建了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联结，拉近了游客与淄博之间的情感距离，成为吸引外地游客、引爆“淄博烧烤”以及修复外地游客疫情后情感创伤的有效工具。
2. 淄博城市情感治理是上下各种积极因素长期叠加的必然结果。
随着“淄博烧烤”的火爆出圈，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也得到人们高度认可。淄博城市情感治理源于“好客山东”地域文化以及政府、商家和市民之间“上下同欲、同心同德”等积极因素的长期努力，绝非社交媒体和网红炒作的简单结果。其中，学子报恩事件和网红效应是外因，而地域文化吸引、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和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是内因。这些维度构成了淄博城市情感治理的基本框架，它们五位一体，内外因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淄博烧烤”火爆出圈。
3. 作为一种柔性治理手段，情感治理是对刚性治理的一种合理补充，有助于弥合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刚性治理中的干群隔阂，改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现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红效应等）引发了城市情感治理的崛起，城市治理的效果和效益越来越依赖于活动主体的情感投入，情感治理作为基于情感的一种重要的人本管理模式将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主流模式之一。
4. 在城市情感治理中，各地应从内因着手练好内功，锲而不舍地打造当地独特的、富于情感内涵的地域文化，做好以情感为核心的城市服务管理，开展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设。同时，要善于抓住和挖掘相关的情感事件契机，跟上网络时代节拍，运用好社交媒体、网红效应等新媒体营销工具，内外因协同作用，多措并举打造城市情感治理的核心竞争力。
不管“淄博烧烤”能否“长红”，淄博的城市情感治理模式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和参考。
还要说明的是，强调情感治理并不是否定刚性治理，不是低估法治、政策、制度和技术治理的重要性，而是要综合考虑“情、理、法”的结合。特别在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应以市民易于接受的、更富于情感和更制度化的方式回应城市治理的关切和治理需求，建构城市与市民之间、城市与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结。此外，尽管本文指出了情感治理是城市治理的一种重要柔性治理手段，但它与其他柔性治理手段的关系逻辑和互动逻辑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来源期刊：《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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