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的”对象化和“自为的”对象化
——原文选自《日常生活》
赫勒
如果我们现在把日常生活一方面作为占有“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最典型的领域，另一方面当作“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基础而加以探讨，我们就必须首先对这两个范畴的运用作出解释。当然，这里不是详尽探讨“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自为存在”(being-for-itself)和“为我们存在”(being-for-us)这些哲学范畴之处；我们将只论述对于理解对象化的特殊本性所必需的东西。
“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是相关的概念。关于自然，“自在存在”指所有尚未被实践和认识所渗透的东西，如果我们探讨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把整个实践领域视作“自为存在”。然而，接下来，我们关涉到的只是社会复合体，我们只是在这个领域中考察这两个范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某些领域、整体和对象化当作“自在的”加以探讨，尽管它们在与自然的关联中表现为“自为的”。
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总是客观化的(它同尚未转变为活动的冲动，偶然的动机，以及同没有直接外化，从个性发展的观点来看是偶然的梦想相区别)。但是，并非所有的客观化都与对象化相关联。首先，所有对象化都是类本质的，这在于它们体现了不同类型的类本质。其次，它们不简单是外化的、客观化的活动的结果，而是那些“个人”活动的参考秩序，这些人在占有这些对象化的同时也实践它们。因此，“个人”必须占有对象化，以便能在它们的引导下使自身客观化，或者塑造这些对象化。同时，每个人都可占有对象化；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在同等水平上塑造同样的对象化。这里的根本之处在于“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和“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之间的区别。
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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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
把社会实体等同于“自在存在”的根本特征在于，没有它们，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或者至少给定的社会结构无法存在。这在第一方面是把对象化等同于“自在的”类本质。当社会从自然中“制造出自身”，即当人开始创造他自己的环境、他自己的世界时，由于人引入了一个虽然是分层次的、但却是统一的“自在的”对象化的结构而使之发生。这个“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人之所有活动的前提条件。这一对象化领域的三个不同的、但内在联系的要素为：工具和产品，习惯，最后是语言。人的生成(即他从缄默的类本质的提升，这一类本质在他出生时，像他的特性一样被授予他)，始于他通过自己的活动而占有这一“自在的”对象化领域之时。这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是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属性之一在于，虽然是人的目的论活动促使这一领域活动并使之改变，但是它却是作为“给定的”秩序而矗立于每一“个人”面前。这并不是说，人的自觉意向在“自在的”对象化的形成和结合中不起作用。关于语言，这一自觉的和有意的改变的例证相当罕见(新词汇)，但是，在工作和习惯中则决不少见。同时，“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所有成分在本体论上都是第一性的：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相对独立。
“自在的”领域是必然性的领域。如果要使“自在”和“自在的”对象化的自由可能得以实现，必须使“自在”之外的、与之异质的成分，在社会关系即“自为的”类本质活动的建构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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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
在本体论意义上，“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是第二性的。它们并非社会性的必然组成部分。许多社会结构被认为没有特定的“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也能行使功能，即使这些对象化事实上是存在的。哲学是古典形式的希腊城邦的组成部分。但是，斯巴达并没有哲学，其他许多城邦国家也没有哲学，可它们依旧能有效地自我再生产。当然，存在着特定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特定发展水平，特定类本质对象化必然从属于它们(例如，自然科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只能根据指向它们的人的自觉意向而行使功能。的确，如果没有与类存在的自觉关系，它们根本不可能取得存在。然而，它们的确展示出某种按照自己的特殊规律而推进的发展能力。对艺术来说尤为如此，但是，它也适用于科学和宗教。然而，这种能力按其本性只能是第二性的和相对的，因为这些对象化本质上是对随着社会发展而提出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对这些问题的类本质的理念化而作出的反应。同时，每一“自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在其自我性(ipseity)中都具有结构上的同质性。
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
“自为的”对象化的基础，它们的质料和问题的提出是“自在的”类本质。然而，向“自为的”对象化的跃迁，总是需要同“自在”保持距离，需要“自在”的重组，或至少是它的重新阐述。在艺术中，排他主义的个人被典型化，以获得个体的地位；旨在确保道德规范实现的行动，虽然同对习惯命令的单纯遵守保持距离，但又与之相关联。
我要强调的是，“自为”并不是非异化的同义语(同样，“自在”也不是异化的同义语)。科学可能成为异化的，而语言则能够成为人的所有“自为”活动的基本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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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与自为”
整体、政治结构、法律，等等，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对象化。在给定的体制中，二者中的某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主要取决于异化的程度、类型和级别。一个社会机构体制，愈是能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生活，它的对象化就愈是倾向于“自为的”范畴。像在所有“自为的”对象化中一样，这里意识起着主导作用。由于“自为的”对象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于自觉意向应当指导和指向它们，它们应当代表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因而“自在与自为”领域中“自为的”成分的增长，是与指向相关领域的社会行动的意识的增长和加深同步的，是与在可能的冲突中作为积极参与者的活动能力的赋予同步的。在“自在与自为”的对象化中，“自为的”成分的程度提供了自由程度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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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存在”
“为我们存在”不是对象化范畴，不存在“为我们的”类本质对象化。“成为为我们的”，意味着事态、内容、规范被内在化和被视作是恰当的，并由此成为实践。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自在的”和“自为的”类存在的内涵提供了恰当的、相对真实的世界形象，并使我们能根据这一形象，以恰当的、即正确的方式活动，那么这些类存在就是“为我们的”。“恰当”包含两方面：(1)具有真理内涵和规范的恰当；(2)具有行为者的人本学单一性的恰当。
特定“自在的”对象化(习惯世界)变为“为我们的”程度，反映在它们成为道德意向对象的程度，和这一道德意向借以表达双重恰当性的方式之中：对需要的价值内涵的恰当和对单一性的恰当。因此，“真理”概念在伦理学中，像在认识中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决非偶然。根据对象化规则和规范，对我们的活动所进行的缄默归类必然导致对对象化(习惯、道德规范)成为“为我们”的程度的怀疑。
我们知道，个性的发展是以对象化为主体的过程。根据我们所言，现在我们可以作出大胆设定，个性在排他主义个人中对象化为“自在”状态(我们应当记住，特性与类存在可以缄默地共存)；而在个体中，个性对象化为“自为的”主体。但是在这里，由于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个人活动的问题，因而“自为的”和“为我们的”范畴携手联合，或者至少倾向于如此。如果放到一起，在任何给定时期现实借以成为“为我们”的进程的最高阶段，或者接近最高阶段，加上第二性的伴随因素——我们属人的个性本性成为“为我们”的进程中的高级阶段——不可分地统一起来，形成“自为的”性格，即个性。因而，道德作为“为我们”的原则在这一进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决非偶然。
然而，必须加以补充，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原则上不可能使“自在”存在或“自为”存在的所有“项目”都转变为“为我们的”。充其量某些“自为的”成分可以在我们的活动中，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同类存在的自觉关系同样可以在我们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因而，从个人的观点看，不可能把现实建构成绝对的“为我们存在”：在每一给定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包括在未来，总存在着“不为我们的”事实。然而，有可能基于同“自为的”对象化的自觉关系，而把一般日常生活建构为某种“为我们”之物。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引导”。
异化的日常生活是“自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个人”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所引导，对这一对象化，他只能简单屈从。而非异化的日常生活是“为我们的”领域，然而，必须重复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为我们的”领域容许向类的跃迁。
日常生活的“自在”方面仅仅是倾向性的：这里一再产生把生活转变为“为我们的生活”的需求。这些与人之生活不可分割的渴望，尤其成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基础。假使这一需求不是暗地里——的确，常常是暗地里——出现于日常生活之中，并能动地存在于“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赖以生长与发展的材料(问题、思维和活动方式)的生产之中，那么这些“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根本不会出现。中国的长城也不能把“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同“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分离开来，把排他主义个人同个体分离开来；同样，任何部分都不会把那些被导向“自在的”类存在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同那些构成“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基础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划分开来。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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